自《红楼梦》问世以后，有些人就把这部小说和《西厢记》、《牡丹亭》两部剧作，联在一起评论。裕瑞《枣窗闲笔》指出，《西厢》与《红楼》，都是“言情”之作，而《红楼》较《西厢》为更胜。刘鹗《老残遊记自序》：“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记》，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希廉《红楼梦总评》：“从来传奇小说，多托言于梦，如《西厢》之草桥惊梦”，《牡丹亭>》之“因梦而死，死而复生”，“《红楼梦》也是说梦，而立意作法，别开生面”。他们的说法，各有着眼点。姑且不论这些说法孰是孰非，但从它们可以说明一点，前人早已注意到《西厢记》、《<牡丹亭》和《红楼梦》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这里，我只谈自己的初步探索，管窥蠡测，未必正确，试提出来，与大家共同商榷。 (一) 　　在《红楼梦》里，在贾府中，上自主子，下至丫头，熟悉《西厢记》和《牡丹亭》的，颇不乏人。然而，最爱好这两部剧作的，应当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对此，第二十三回、二十六回、三十五回、三十六回、四十回、五十一回，都有描写。所以，在全书中显得很突出，引人注目。 　　请看：有一天，贾宝玉坐在沁芳闸桥畔的一块石上，展开《会真记》(按即《西厢记》)[1]，从头细看，连桃花花片落得满身满书满地，也分散不了他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林黛玉看《会真记》，“越看越爱，不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词”。显然，他们的心灵，都被这部剧作有力地吸引住了。那末，他们对于《牡丹亭》，又是怎样的呢?黛玉听唱《<牡丹亭》，从“不觉点头自叹”，到“不觉心动神摇”，再到“越发如醉如痴”，受到强烈的感染。宝玉对《牡丹亭》，“自己看了两遍，犹不惬怀”，还去找龄官歌唱。在他们看来，《西厢记》，“词句警人”，“果然有趣”，“真真这是好文章”，“看了，连饭也不想吃”，《牡丹亭》，“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到戏中的趣味”。他们对这两部剧作，都给以高度赞美的评价。此后，他们还常常借用这两部剧作中的妙词，巧妙地表达自己的感情。那末，他们到底赞赏的是什么呢?心内默默记住哪些妙词呢?又领略到戏中啥趣味呢?这就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 　　先谈宝玉。当黛玉在沁芳闸桥畔看完《西厢记》，宝玉禁不住向她说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这原是《西厢记》中张生在普救寺道场再度见到莺莺，便倾诉出自己对莺莺的钟情。显然，宝玉是以张生比自己，以莺莺比黛玉，借以传达爱情的弦音。又一次，宝玉在黛玉面前，借着紫鹃殷勤招待自已，笑说道：“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这原是《西厢记》中张生通过赞美红娘，进一步表示了自己对莺莺一往情深的追求。看来，宝玉不仅以红娘比紫鹃，而且再次以莺莺比黛玉，更加明显地表达出炽烈的爱情。总之，宝玉一再抓住时机，借用《<西厢》妙词，透露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试探黛玉的反应。至于宝玉对《牡丹亭》，最喜欢的是“袅晴丝一套”，即是《游园惊梦》中正绕池游]、[步步娇]等曲所组成的套曲。可知，宝玉对剧中柳梦梅和杜丽娘获得自由的幸福爱情，无疑是热烈向往的了。 　　再谈黛玉。这个大家闺秀，寄人篱下，较宝玉有着不同的生活遭遇，比宝玉背负着更沉重的社会的传统的压力和影响，所以，对《西厢记》、《牡丹亭》产生的共鸣，就比较复杂。主要有三点，试分述之。 　　第一，黛玉对《游园惊梦》中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感受最深。这又使她联想到《西厢记》中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更加．心痛神驰，眼中落泪”。为什么呢?这就在于。这些妙词，正是表现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些大家闺秀对自由婚姻的追求，对礼教束缚的不满，对青春和生命感到可贵，对耽误美好青春的叹惜。诚如杜丽娘所说：“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牡丹亭·惊梦》)黛玉和杜丽娘、崔莺莺一样，出身于宦族，在婚姻上，也和她们有着相同的遭遇，所以，对这两个剧中人物遭受礼教压抑而要求婚姻自由的觉醒和感慨，自然深有同感，不禁伤心落泪。鹤睫《红楼本事诗》：“隔墙人唱《牡丹亭》，曲中写出侬心事。”其说甚是。 　　第二，《牡丹亭》中的“在幽闺自怜”，《西厢记》中的“每日价情思睡昏昏”，也打动了黛玉的心弦。这就在于，她与宝玉相爱，却又不能由他们作主。她渴望婚姻自由，却又不能冲破封建势力的束缚。她不甘心于忍受痛苦生活的折磨，却又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宝玉借《西厢》妙词，向她传达爱情的弦音，而她却顿时发怒生嗔，说宝玉用“淫词艳曲”、“混帐话”欺负她。看来，在她的内心里，充满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这是别人不了解的，也是她不能向别人倾诉的。即使宝玉、紫鹃对她有所了解，但她也不会把自己内心复杂的矛盾，向他们坦白出来。那末，她只有在潇湘馆的幽闺内，自叹自怜，陷入“情思不快”的苦闷境地。所以，《西厢记》、《牡丹亭》的这些妙词，才打动了她的心弦。她自然要借《西厢》妙词，发出自己的春困幽情。 　　第三，《西厢记》中有“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苍白露泠泠”之句。这原是写红娘奉老夫人之命，请张生赴宴，目睹西厢冷落的情景，寄以同情。林黛玉看到很多人一起一起地到怡红院去，探望养伤的宝玉，气氛很热闹，而自己的潇湘馆，却是“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浓淡”，冷落得很，于是，触景伤情，不觉想起《西厢》的这两句妙词，又联想到“双文(莺莺)虽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并连孀母俱无”。显然，黛玉因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寄人篱下，境遇凄凉，在她内心深处埋藏着隐痛，很容易受到外来刺激，引起深沉的思考和惙惙的哀愁，所谓“多愁善感”。眼前之景，《西厢》之词，自然触动了她身世飘零之感。她自觉比莺莺更不幸，愈益感到孤独、凄凉、悲伤，心情抑郁。 　　通过上面探索，就不难了解到：《西厢记》和《牡丹亭》，这两个爱情剧，都揭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就是我国封建社会中青年人的恋爱和婚姻问题。它们抨击了封建礼教对青年婚姻的约束，歌颂了那时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反映了“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愿望。所以，这两个爱情剧，就唤起了宝玉和黛玉的青春觉醒，揭开了他们蕴藏着爱情的心扉，启发了他们要挣脱封建礼教桎梏的愿望，鼓舞了他们追求婚姻自由的勇气。简言之，这两个爱情剧，恰好成了宝_、黛爱情的催化剂。这就是所谓“《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从此，宝、黛的感情，由“两小无猜”阶段，飞跃到纯挚恋爱阶段。这是《西厢记》、《牡丹亭》给予宝玉和黛玉精神上的主要影响，也是宝玉和黛玉爱好《西厢记》、《牡丹亭》的主要原因。 　　由于宝玉和黛玉都是封建官僚家庭的儿女，又是在礼教森严的贾府中谈恋爱，所以，他们不能用坦率的语言直接表达出来，便采用一种曲折的恋爱方式，掩护他们的爱情。宝玉对黛玉“早存了一段心事，只是不好说出来，故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黛玉也是“每用假情试探”，“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而《西厢记》、《牡丹亭》的一些妙词，恰好适于表达他们的情意。他们就借这些妙词，曲折地传达各自内心深处的爱情隐秘。当然，《西厢记》、《牡丹亭》中表现大家闺秀要求婚姻自由而又受到封建礼教压抑的忧郁情绪，也使黛玉受到一定的影响。这就加重了黛玉的伤感情绪，表现出大家闺秀的爱情生活所带有的缠绵、哀怨的情调。因此，宝、黛爱情，显然染着时代的和阶级的色彩。 (二) 　　在《红楼梦》里，在贾府中，固然有不少人熟悉《西厢记》和《牡丹亭》，但他们并非都赞赏这两部剧作，而是也有反对的。薛宝钗，这个少女，就是代表。她的具体表现，可以作证。 　　有一次，“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轮到黛玉接令，第一句引用《牡丹亭》的“良辰美景奈何天”，第二句引用《西厢记》的“纱窗也没有红娘报”。显然，这两部剧作的妙词，一直萦回在她的心灵里，因此，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中，也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当时，众人并未留意，惟独“宝钗听了，回头看着她”。看来，宝钗的思想触觉倒是很敏感的。事后，宝钗“审”问黛玉在行令时“满嘴说些什么”，“只实说便罢”，而且一本正经地教导黛玉，不要看《西厢记》和《牡丹亭》。又一次，薛宝琴新编了十首《怀古诗》，后两首《蒲东寺》和《梅花观》，提到《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故事情节。众人都感到“新巧”，惟独宝钗抢先说道：“前八首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两首为是。”明明宝钗对这两部剧作是熟知的，却装做“不大懂得”，竟然大谈考据，好象有考据癖似的。其实，她不过是以此作为借口，反对作诗采用这两部剧作的故事情节。很清楚，宝钗一再反对《西厢记》和《牡丹亭》，就决不是偶然的，而是鲜明地表示了她的顽固态度。所不同的是，她与黛玉谈心时，就把自己反对这两部剧作的大道理，毫无掩饰地直讲了出来，而在宝琴编《怀古诗》的人多场合，她却转弯抹角地找点借口，反对这两部剧作。 　　还应该提出，宝钗劝导黛玉不要看《西厢记》和《牡丹亭》的封建说教，竟然说得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服”。为什么呢?这就在于，黛玉寄居在贾府中，过着形单影孤的凄凉生活，因而对宝钗的关怀，就感到一些温暖。况且，她是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年纪轻，缺乏处世经验，一时辨不清这种关怀的实质。同时，她受着封建思想的一定束缚，对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中，把《西厢记》、《牡丹亭》说了几句，也觉得“失于检点”。所以，直到“金兰契互剖金兰语”时，黛玉对宝钗的关怀，还“竟大感激”。可是，这毕竟只是黛玉一时的思想波动。再到宝琴作《怀古诗》时，在对待《西厢记》和《牡丹亭》问题上，黛玉又和宝钗的看法不一致了。她批评宝钗“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这说明，宝钗反对《西厢记》和《牡丹亭》的封建说教,对于黛玉这个有着反封建的叛逆性的少女，到底失效了。 　　我们知道，薛宝钗很“会做人”，处处“装愚守拙”，“罕言寡语”，“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安分随时”，“端庄稳重”。可是，她对黛玉说了几句《西厢记》和《牡丹亭》的妙词，对宝琴作诗引用《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故事情节，都不能容忍，一反平时“罕言寡语”的常态，一再大发议论，教导别人。可见，她对这两部剧作是多么深恶痛绝的呵! 　　那末，为什么薛宝钗要如此顽固地反对《西厢记》和《牡丹亭》呢?在她看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做诗写字等事”，也不是女孩儿家的“份内之事”，“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了，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很清楚，在宝钗心目中，《西厢记》和《牡丹亭》，都是“杂书”，既不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妇德”，又不提倡“针线纺绩”的“妇工”，而是宣扬“郎才女貌”，“私情苟合”，所以，看了这类“杂书”，便会“移了性情”，违背封建礼教，无法挽救。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无怪乎她要顽固地反对这两部剧作，力图维护封建礼教。 　　据薛宝钗说，她家也是“读书人家”，兄弟姊妹，在青少年时期，“都怕看正经书”，却爱看《西厢记》之类的“杂书”，“他们背着我们、偷看，我们也背着他们偷看”。可知，宝钗曾是个《西厢记》之类“杂 　　书”的爱好者。那末，为什么她后来由爱好者转而变成反对者呢?她又说，“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丢开了”。从此，她“不以书字为念，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这说明，她屈服于封建势力的压制，顺从地把“妇德”、“妇工”作为自己份内之事，按照封建礼教所要求的标准做人。她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从未知道自己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而且诚诚恳恳地规劝别人信奉，又用封建说教去毒害别人。所谓“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正是如此。薛宝钗愈是顽固地反对《西厢记》和《牡丹亭》，就愈反映出封建礼教对她的腐蚀是多么的可怕，又是多么的可悲呵! (三) 　　看来，在《红楼梦》里，宝、黛和宝钗，对待《西厢记》和《牡丹亭》，显然是对立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需要联系当时历史背景来考察，才能寻求得比较准确的回答。 　　大家知道，当《西厢记》在元代问世以后，“人皆争诵”，“几于家置一编”，流传很广。诚所谓“《西厢记》，天下夺魁”。那时青年人对这部剧作，尤为爱好。在《范张鸡黍》杂剧里，王仲略说是：“小生不曾读《春秋》，敢是《西厢记》。”青年书生竟不知“四书”、“五经”中有《春秋》，而对《西厢记》则是熟知的。金圣叹说自己在青年时，读了《西厢记》，“俏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因为。这部剧作具有“勾魂摄魄之气力”。张坚说自己“昔从父师受业时，偷看《西厢》、《拜月》诸传奇，偶一游戏，背作《梦中缘》填词”。杨恩寿也说自己年轻时，读《西厢记》，顿觉“先得我心，不禁狂喜”。可见，在那时，这部剧作真个是“风魔”了青年人[2]。 　　当《牡丹亭》在明代问世以后，“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这部剧作，也博得那时青年人热烈的爱好，对妇女的影响更大。石韫玉说“生平爱读传奇院本，心窃许《牡丹亭》为第一种，每当风月良宵，手执一卷，坐众花深处，作洛生咏，余音铿然，缥缈云霄”。世传吴山三妇评本《牡丹亭》，就是由陈、钱、谈三个妇女评点的，“杪芒微会，若出一手”。俞三娘酷爱《牡丹亭》，“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终于痛感封建婚姻不自由，“断肠而死”。女伶商小玲，演《牡丹亭》尤擅场，每扮杜丽娘，“真若身其事者，缠绵凄惋，泪痕盈目”。一次，她演《寻梦》，伤感仆地而死。冯小青女士因遭受封建婚姻的折磨，写下了沉痛的诗篇：“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如我，岂独伤心是小青。”未几，小青忧郁而卒。事实证明，这部剧作振动了当时很多妇女的心灵，引起了很大的回响。有些妇女不幸而死，就揭露了封建势力摧残的残酷性，也表示了她们对封建势力摧残的强烈抗议。[3] 　　可是，在明清时代，封建统治阶级却极力反对《西厢记》和《牡丹亭》。比如，乾隆十八年上谕：《水浒》、《西厢》等“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封建卫道者们，也大肆叫嚣：“邪戏如《西厢记》、《牡丹亭》之类，恐有眷属窥视，故不点耳。致邪柬，演邪戏，皆以一人而败两人之行，一日而启无穷之奸，故君子恶之。”指责汤显祖作《牡丹亭》，“误他多少痴儿女，博得风流玉茗名”。又说是：“点染双文王实甫，玉茗堂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