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关于高利贷和典当剥削的描写是很有时代特色的。它艺术地概括了十八世纪中叶清代社会的一个重要侧面，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从事高利贷和典当剥削的统治阶级的罪恶。这一线索明显地提高了《红楼梦》的思想意义。
从保存下来的有关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康、雍、乾时期社会上的高利贷和典当业极其活跃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以清代社会经济的暂时繁荣和发展为背景的。由于商业和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金银货币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显得重要起来。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贪欲和对奢侈豪华生活的追求，从而加剧了对生产者残酷的剥削压榨和对金银货币的疯狂搜刮。那些贵族、官僚、地主和富商们掌握大量的金银，除了购置房屋、田产以进行土地剥削外，就是经营商业与高利贷去牟取暴利。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高利贷和典当业便成为一种畸形发展起来的极为活跃的行业了。
高利贷是一种索取高额利息的贷款。虽然清朝法律规定放债的利息不得超过三分，但债主往往乘人之急，随意提高利率，进行重利盘剥。当时在城市或农村，这种放债取息现象相当普遍。经营这一行业的并不限于商业会馆、票号和一般店铺，还包括清朝政府。清王朝拨给驻防各地的八旗军的“生息银两”或称“滋生银”，就是属于官方所有的高利贷本金。至于达官贵人放债取息的现象，就更多见了。他们把索取高额利息作为自己穷奢极欲生活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像康熙的第九个儿子允禟，在雍正四年被抄家时，竟搜出借券八十余张，共本银十余万两。虽然社会上各种取息生利的高利贷大量存在，但那种巨额资金却只有贵族官僚和富商大贾才占有，所以权贵和富商们正是当时最大的高利贷剥削者。
当时高利贷名目之多，剥削量之重，是骇人听闻的。朱彝尊在《曝书亭集》卷七五中说：“京师坊市，势豪多以私钱牟重息，有印子、坠子、转子之目，贫民称贷者不胜其苦。”又《清史稿·刘阴枢传》卷六三记载：“京师放债，六七当十，半年不偿，即行转票，以子为母。数年之间，累万盈千。”其间虽然也有官僚和商人的借贷，但那是为了他们政治活动和经营商业的需要，以牟取更大的暴利。真正蒙受高利贷之害的，仍然是贫苦的下层人民。他们因衣食无措而借贷，结果因无力偿还而落得“赀财吸尽，祸及妻孥。”
典当是以实物作抵押的贷款，这实际上也是高利贷的一种形式。据《东华录》乾隆朝卷二十记载：当时“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剥削阶级把开设当铺看作是一条极好的滋利生财之道，所以清朝内务府多利用滋生银两为皇帝开当铺。阿哥、亲王都由皇帝拨给本钱去经营当铺，“以作生计之费”。官僚、富商、地主也相继而作，设店挂牌，以牟取暴利，其剥削程度也是极端残酷的。如佚名《西江政要》卷九记载：“凡民间典质物件，如价值一两，仅可当银三钱。……更有所典货物，甫至二十八月取赎者，不惟不照例让息二月，如当本一两，辄行勒取息银七、八钱，方准取赎。苟不如数，则云当限已满。”这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掠夺。据《档案·奏销档》(乾隆二十一年四至六月)和硕庄亲王允禄奏称：他们原领内府滋生银两开设了庆瑞、庆盛两家当铺，本银十万两。“自乾隆十二年八月开设起，至十九年十二月底结算，共实得净利银五万七千六十四两一钱一分一厘七毫。因所存利银已至五万余两，奏请开设庆丰当一座，与庆瑞、庆盛二当一例办理生息。”两座当铺只用七年的时间就又翻出一座当铺来，这样的剥削可以说残酷到极点了。
曹雪芹的家庭就是既属大官僚、大地主，同时又是经营当铺和放高利贷的。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曹頫在《覆秦家务家产摺》中承认他家有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后来，雍正六年曹頫被抄家时，新任的江宁织造隋赫德在奏摺中说：曹頫“家人供出外有欠曹頫银，连本利共计三万二千余两。”(《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这说明高利贷和典当剥削也同样是曹家维持其奢侈豪华生活的经济来源之一。
曹雪芹生活在高利贷和典当剥削猖獗的时代，自己的家庭又是这样一个高利贷者，所以他才能在《红楼梦》中反映出这种社会现实。但是，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他不是把高利贷和典当剥削当成社会经济史料去记载的，而是通过这些去概括故事产生的背景，描写人物活动的环境。总之，他是为了深化作品的思想，用来为塑造他的典型人物服务的。因此，我们了解一些有关当时高利贷和典当剥削的历史资料，对于理解《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和认识作品中人物的典型意义都是有一定帮助的。
二
《红楼梦》中反映的高利贷之“重利盘剥”，比较集中地通过荣国府的管家奶奶王熙凤体现出来。王熙凤的阴险、狡诈、残忍、贪婪的性格是从多方面展开的，但放高利贷，可以说是作者为她精心设置的一个极好的表演场地。作者的高明处在于他虽然是集中笔墨在写王熙凤的放债活动，而实际上却是利用这一形象概括了整个贾府、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
贾府里的男女主人们，从生活方式到心理状态，都凝聚着那个时代的、阶级的特色，那就是极力地挥霍和挖空心思地捞钱。这正体现着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况下，这个官僚地主家庭所受到的震荡和冲击。
为了追求奢侈享乐的生活，贾府“把银子花的象淌海水似的”。从《红楼梦》一开始，作者就不断地交代他们每过一天、每行一事，都离不开银子。他们操办婚丧大事要银子，准备贵妃省亲要银子，捐官买爵要银子，采买姬妾奴婢要银子，庆生辰要银子，逢年过节、请人送礼要银子……。总之，贾府那富丽堂皇的大厦就是建筑在金堆银砌的基础之上的，生活在这大厦里的人们是很知道银子的作用的。可是，这时的贾府“无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他们的子孙都只会“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银子是“出去的多，进来的少”，所以“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提起那鼎盛时期的豪华阔绰，他们就不禁流露出一种骄傲、留恋的感情。像王熙凤同赵嬷嬷谈到“太祖皇帝仿舜巡”时贾家、王家预备接驾的事，真是“心向往之”。而一想到“家里近日艰难”就又无比地烦恼忧虑。秦可卿给王熙凤的临危赠言，就说明了他对于家业衰败的敏锐预感。
贾府要缩减开支是很难做到的，王熙凤“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都行不通。因为“凡有大小事儿，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于是，他们只有绞尽脑汁多搞些银子，以继续维持那种奢侈豪华的生活。
贾府是个“衣租食税”之家，除了俸银俸米和恩荫赏赐之外，房租地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他们的土地剥削，除了实物地租外，还有一部分近乎货币地租的“折银”，这是他们最迫切需要的，因为在城市商业比较发达的情况下，他们只要手中有钱，就什么都可买到，所以像五十三回乌进孝年底到宁国府交租时，贾珍对那大批的山珍海味、柴炭常米等的反映并不十分强烈，而最能调动他神经的却是银子。本来他算定至少也有五千银子来，可是事实上吊?项折银才有二千五百两。据说荣国府土地虽多，也不过二三千两银子。所以贾珍大为恼火了，他说：“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显然，一心是要钱，要银子。他们真是让银子给想疯了!贾琏不是说吗：“这会子再发三五万的财就好了!”这正代表着贾府主人们的愿望。这种对金钱的迷恋、贪欲，正是当时繁华的城市经济、贵族官僚阶级的奢靡生活对于他们引诱、熏染的结果。
贾府的主人们迫切希望多搜刮些银子，以弥补银库的巨大亏空，但却又很无能。贾赦“不管理家事”，贾政也“不知理家”，贾珍“那里干正事，只一味高乐不了，”贾琏则是见了钱“油锅里的还要捞出来花”。他们都想不出捞取银子的办法。那“少说着只怕有一万心眼子”的王熙凤，在这方面倒比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有着更高的才干。她经常放高利贷牟取重利，大攒其私房体己，以满足自己永无休止的贪欲。七十二回王熙凤和旺儿媳妇的谈话就说明这一事实。她说：“我真个还等钱做什么?不过为的是日用，出的多，进的少。这屋里有的没的，我和你姑爷一月的月钱，再连上四个丫头的月钱，通共一二十两银子，还不够三五天使用的呢。若不是我千凑万挪的，早不知过到什么破窑里去了!”这话是当着贾琏说的，可见她放债取息以供他们这股子奢靡无度的花费，贾琏是知道的，但，他放高利贷攒私房体己，却是对贾琏保密的，怕的是他“大着胆子花”。为了私利，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嫡庶之间，各怀异志，这正是贾府中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
从贾琏和王熙凤房里放债取利的事，也可以推断别个房里的情况，只是作者没有一一去写罢了。其实，在作者笔下也流露出王夫人的放债活动。当贾府被抄后，贾政问贾琏说：“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家，故叫你们夫妇总理家事。你父亲所为，固难谏劝，那重利盘剥，究竟是谁干的?况且非咱们这样人家所为。”贾琏回答说：“这些放出去的账，连侄儿也不知道那里的银子，要问周瑞旺儿才知道。”王熙凤让她的陪房旺儿替她经管放债的事，周瑞则是王夫人的陪房，他在荣国府“经管地租庄子银钱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万来往”，他经管的高利贷当然应该是王夫人的了。可见，她们姑侄两个是合伙经营高利贷的。作者只选中了王熙凤的放债活动作为典型代表，以概括贾府中太太、奶奶们为私房攒体己的行为，以揭露统治阶级凶狠、贪婪的本性。
对王熙凤为攒体己而去放债的本钱，作者在书中特地作了这样的交代：一是克扣丫环们的月钱，一是预支和迟发丫环们的月钱。三十六回有这样一段情节：王夫人听到赵姨娘抱怨月钱没有按数给，因而询问起王熙凤来。王熙凤解释说：“姨娘们的丫头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钱，从旧年他们外头商量的，姨娘们每位丫头，分例减半，人各五百钱。每位两个丫头，所以短了一吊钱。……如今我手里给他们，每月连日子都不错，先时候儿在外头关，那个月不打饥荒?何曾顺顺溜溜的得过一遭儿呢!”她的似乎理直气壮的回答，博得了薛姨妈的赞扬：“倒像倒了核桃车子似的，账也清楚，理也公道。”其实，王熙凤是在撒谎，哪里是外头商量的?分明是她私自裁减克扣，拿去放债了。她说自从她经手发放月钱，每月连日子都不错，事实如何呢?三十九回作者又写了袭人和平儿这样一段对话：袭人问道：“这个月的月钱，连老太太、太太屋里还没放，是为什么?”平儿见问，忙转身到袭人跟前，又见无人，悄悄说道：“你快别问!横竖再迟两天就放了。……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放给人使呢。等别处利钱收了来，凑齐了才放呢。”一吊钱也捞，有个空就钻，这就是王熙凤所说的“千凑万挪”。就这样，她的体己钱不到一年就可以搞到上千的银子。正像李纨说的，“专会打细算盘，‘分金掰两’的，……天下人都叫你算计了去!”作者在这些地方表现了鲜明的倾向性，他通过王熙凤自己的行动揭示了她的阴险、狡诈；通过旁人的议论，抨击了她的残忍、贪婪。作者由于自己的生活局限，也由于题材的限制，没有去写借债人的种种悲惨遭遇，但他却围绕着放高利贷的问题，从债主一方形象地深刻地揭露了剥削阶级的罪恶本质，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围绕着对高利贷的描写，作者接触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不仅一般的放债取息是封建王朝法律所允许的，就是放高利贷，在当时实际上也受到了封建国家的保护。据法律规定：私放钱债，每月取利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其实这种规定只是一纸虚伪的空文而已。事实上是三分的借票有效，高利的借票，借贷人也同样必须遵守。当时社会上高利贷的猖獗，正说明了它们实际上是合法存在的。作者早在十六回就交代了王熙凤的放债取利，三十九回平儿说：王熙凤的体己利钱，一年不到就有上千的银子。这种高利借票竟装满了一箱子，直到贾府被抄时，才由赵堂官手下的番役们查抄了出来。试想：在贾府被抄之前，王熙凤的重利盘剥，已经持续了多年，清王朝并没有因为她“违例取利”而把文书照例入官。这次查抄贾府是因为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并不是针对他们的重利盘剥而来的。如果贾赦不犯事，朝廷是不会发现这一箱子借票的，那么，王熙凤岂不是可以继续通过重利盘剥攒她的体己吗?所以说，荣国府东跨所里查出来的那一箱子借票，不论是按例取利还是违例取利，都曾同样受到了封建国家的保护。这样处理可以说是作者对那罪恶的社会、对那腐朽的制度的有力抨击。
《红楼梦》里还写到一个放高利贷的倪二。作者介绍说：“这倪二是个泼皮，专放重利债，在赌场吃饭，专爱喝酒打架。”但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处理却与王熙凤不同，而是把他写成了和王熙凤对立的形象。王熙凤贪财如命，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而“倪二素日虽然是泼皮，却也因人而施，颇有义侠之名。”如二十四回写贾芸想在荣国府里弄个事儿管管，但这必须搞银子买东西贿赂王熙凤。他正在求借无门的时候遇到了倪二，倪二说：“我这里现有几两银子，你要用只管拿去，我们好街坊，这银子是不要利钱的。”于是，借给了贾芸一包银子，数字分两都不错，并且不要写文约。过后，贾芸背地里抱怨王熙凤时还提到了这件事，并把这两个人作了对比，他说：“那年倪二借银，买了香料送他，才派我种树；如今我没钱打点，就把我拒绝。那也不是他的能为，拿着太爷留下的公中银钱在外放加一钱，我们穷当家儿，要借一两也不能。”倪二对街坊能慷慨相助，而王熙凤却想尽办法搜刮穷当家儿。作者对掌握一箱子借票的大高利贷主是憎恨的，而对倪二这样小本经营的放债人却并不那么厌恶。这当然是由于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二者从剥削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但作者塑造倪二这样一个侠义式的人物，正是为了反衬王熙凤贪婪、自私的丑恶面貌，这也正是体现作者思想倾向的地方。
总之，作者通过对高利贷的描写，揭示了放债者巧夺豪取的性格特征，他在客观上说明了这些人的行为不是个人的，而是受那个时代、历史支配的，从而也就揭示了他们思想行为的社会根源。
三
《红楼梦》中所反映的典当剥削，主要是通过那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体现出来的。世代皇商的薛家虽然在户部挂名支领钱粮，但其主要经济来源却是依仗各省的买卖、京都的生意，也就是在各处开设的当铺。书中曾几次交待过薛家在南边有“公分当铺”，在京里也有“几家当铺”。他们可以随时从当铺里兑取银子，肆意挥霍。正是依靠着这种典当剥削，薛蟠不但挥金如土，过着“斗鸡走马，游山玩景”的奢侈淫逸生活，甚至可以倚仗财势平白地打si人。他们通过当铺残酷地剥削人民，同时又凭借剥削来的银子凶狠地杀害人民，这就更进一步揭露了典当的罪恶。薛蟠先是为了和冯渊争买香菱，“喝令下人动手，将冯公子打了个稀烂，抬回去三日竟死了。”而“这薛公子便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打si人是需要偿命的，但薛蟠却把这当成“些些小事”，甚至“视为儿戏”，为什么?因为“他自谓花上几个钱，没有不了的。”结果，这案子送到贾雨村案前，贾雨村为了讨好“贾、王二公”，就真的“徇情枉法”，判给冯家“许多烧埋银子”，胡乱地结了案。杀人的薛蟠果然成了个“没事人”，逸然逍遥法外。
后来，薛蟠又打死了饭铺当槽儿的张三。为了了结这桩案子，更得依仗从当铺里兑取的银子。作者比较具体地写了薛家用银子打发那些衙役，用银子请刀笔先生，又向当铺取银五百两做衙门上下使费，然后“花上几千银子，才把知县买通”，于是，证人变了态度，书吏改轻了尸格，“知县假作声势”，定成了“误伤”。他们又用银子买通了府里、道里，终于“将薛蟠照过失杀人，准斗杀罪收赎。”后来，虽然经历了一番周折，但到底还是用银子换得了刑部一纸文书，薛蟠这个杀人凶手又得以逍遥法外了。作者是有意地在写银子的作用和罪恶，也似乎有意地在写典当剥削来的银子是促成薛蟠胡作非为的原因。因为有当铺里的大批银子，他们才可以买通官府，受到封建王法的保护。这就把经营典当业的富商大贾，和大官僚、大地主描写成三位一体的同盟，正是他们互相勾结构成了封建社会罪恶的统治势力，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红楼梦》的作者还特地在大观园里安置了一张当票。围绕这张当票，既比较集中地介绍了邢岫烟的处境，又进一步表现了林黛玉、史湘云的性格，并直接地揭露和指斥了开当铺的富豪薛姨妈。
邢岫烟是邢夫人的娘家侄女，父亲邢忠因为家业贫寒才带着妻子、女儿来投靠妹妹邢夫人。邢岫烟被安置在缀锦楼和迎春一起居住。这个“钗荆裙布的女儿”住在这珠萦翠绕的大观园里显得很不谐调。象“芦雪庭赏雪”那天，“人人都穿着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缎的，十来件大红衣裳，映着大雪，好不齐整!只有他穿着那几件旧衣裳，越发显得拱肩缩背，好不可怜见的!”“璧玉佩也是人人皆有，独岫烟一个没有。”而邢夫人又那么悭吝，不但不照顾岫烟，还硬让她把每月二两的月钱省出一两给爹妈送去。她寄住在迎春处，每过三五天就得拿出些钱来给丫头妈妈们打酒买点心，每月二两银子都感到不够使费，如今减了一半就更不够用了。因此，她只好在天气还很冷的时候就全换了夹的，悄悄地把棉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可见，她的典当正是由于贫穷，由于大观园那种特殊环境的逼迫。作者对这一人物显然是充满同情的。第五十七回有这样一段描写：“忽见湘云走来，手里拿着一张当票，口内笑道：‘这是什么账篇子?’黛玉瞧了??不认得。地下婆子都笑道：‘这可是一件好东西!这个乖不是白教的。’宝钗忙一把接了看时，正是岫烟才说的当票子，忙着折起来。薛姨妈忙说：‘那必是那个妈妈的当票子失落了，回来急的他们找。——那里得的?’湘云道：‘什么是当票子?’众婆子笑道：‘真真是位呆姑娘，连当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妈叹道：‘怨不得他，真真是侯门千金，而且又小，那里知道这个?那里去看这个?就是家下人有这个，他如何得见?别笑他是呆子，若给你们家的姑娘看了，也都成了呆子呢。’众婆子笑道：‘林姑娘才也不认得。别说姑娘们，就如宝玉，倒是外头常走出去的，只怕也还没见过呢。’薛姨妈忙将原故讲明，……”围绕着认不认识当票，作者写了三种人物：一种是湘云、黛玉等“侯门千金”，她们不认识当票，说明她们的生活、地位是与典当绝缘的。一种是众婆子等，她们熟悉当票，是因为她们经常遭受典当的剥削。另一种是薛姨妈和宝钗，她们是这契约文书的制造者，对它的功能和作用就了解得更清楚了。当湘云、黛玉听到对于当票的解释之后，说：“这人也太会想钱了!——姨妈家当铺也有这个么?”众人笑道：“这更奇了!‘天下老鸹一般黑’，岂有两样的。”这是对典当剥削的深刻揭露，是对薛姨妈的尖锐批判，同时，也是作者对黛玉、湘云的赞美，他们极其厌恶那些专会想钱的人，天真地嘲笑了一切剥削阶级的丑恶行径。
作者还描写了荣国府的典当活动。“金银财宝如粪土”的荣国府，怎么能拿东西出去作抵押呢?这好像不可能，然而它正是作品中所反复描写的。作者描写荣国府的典当有两重意义：一是为了表现剥削阶级阴险狡诈的性格，二是为了说明贾府的衰败没落。像王熙凤为了攒私房体己，更多地搜刮金钱，也以干典当的勾当作掩护。五十三回贾珍父子谈到了王熙凤典当的事，贾蓉说：“果真那府里穷了，前儿我听见二婶娘和鸳鸯悄悄商议，要偷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贾珍笑道：“那又是凤姑娘的鬼，那里就穷到如此?他必定是见去路大了，实在赔得很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项的钱，先设出这法子来，使人知道，说穷到如此了。”贾珍的话道破了王熙凤所耍的阴谋诡计，戳穿了她奸滑的本质。又六十九回贾琏为发送尤二姐而向王熙凤要银子，王熙凤说：“什么银子?家里近日艰难，你还不知道?咱们的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昨儿我把两个金项圈当了三百银，使剩了还有二十几两，你要就拿去。”当真王熙凤穷得必须当金项圈来填补自己的日常用度吗?不是!这完全是一种欺骗，是为了应付贾琏那无厌的求索，为了迫使贾琏用最薄的仪式发送被她害死的尤二姐，可见她是多么刻薄狠毒!另外，作者写荣国府的典当，也是为了借以交代出这个“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的官僚地主家庭渐趋没落衰败的过程。像七十二回贾琏在王熙凤授意下出面向鸳鸯借当说：“这两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几千两都使了，几处房租、地租，统在九月才得，这会子竟接不上。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准备娘娘的重阳节，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三二千两银子用……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到贾府经济越来越紧张的情况，房租、地租已经不能满足他们靡烂生活的需求，为了维持这种局面，他们只好拆了东墙补西墙，偷盗自己家里的东西出去典当了。总之，贾家这个大厦架子还没倒，从外面看来仍旧富丽堂皇、气象峥嵘，但内中却出现了经济上的??空，而且人们开始离心离德，一片混乱。这正是十八世纪中叶那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的一个缩影。
《红楼梦》中关于高利贷和典当剥削的描写，赋予了作品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它既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叶城市经济畸形发展的状况，又概括了那个“外强中干”的行将崩溃的封建社会。作者极其巧妙地把这种阶级剥削的事实，作为人物活动的时代环境、作为情节的一部份来处理，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展示了广阔的历史时代的画面。
作者对于高利贷和典当剥削基本上是持憎恶和否定态度的，通过他的笔深刻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剥削者、压迫者的种种罪恶，使《红楼梦》在这方面也显示出了它思想和艺术的光芒!
【原载】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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