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乡村生活

熊 梅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陕西西安710062)

古今农业2006年第2期

[摘要]在我国隋唐时期，村从法令上被肯定为地方行政末梢组织。唐代的乡村盛行着男耕女织、犁耕火耕的劳动习俗，农业“望天收”的局面相当明显。农人们通过唱歌、聊天的方式进行娱乐消遣，乡间开展的占卜、祭祀带有浓厚的“农本”色彩。由于畏官尚客、重情重义的大众心理特征流行，农家有着不同的待人之道。此外，唐代田家服饰取材广、实用性强，颜色多以白、绿、黑为主，具有地域特色。

[关键词]唐朝；唐诗；乡村生活

一、前言

据韩昇先生研究，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从秦汉时代的乡亭里，经过动乱年代的自立组织坞壁，又回归到国家建制单位的村，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转变。魏晋隋唐之间，社会基层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循着北周将地方势力纳入国家体制的方向，隋唐帝国更从法令上肯定村为地方行政末梢组织[1]。因此，研究真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乡村始终是国家的重要议题，更是广大学者“目光向下”关心人民群众的“学术革命”，在历史发展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切实做到“有用于世”。

正如韩昇先生所言“隋令虽已不详”，但唐代却有明确的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家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2]。《通典》亦曰“在田野者为村，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满十家，隶入大村，不得别置村正”[3]。加之唐代所留文献较隋丰富，一代文豪尤其是田园诗派对农情田务的描摹，都有利于勾勒出唐代乡村生活的轮廓。在此之前，齐涛先生的《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是我国最早研究乡村社会的断代史著作，考察了魏晋隋唐乡村建制的变化、乡村的生产条件、乡村的阶级结构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周桂莲先生的《盛唐田园诗及其所反映的农业文化》从农业的角度阐发了唐代乡村生活的一个侧面；山东大学的傅晓静先生对唐代乡村的民间结社问题进行过探讨[4]。即使这样，唐代乡村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正如姚兆余先生所言，农村社会史与大多数新学科的诞生状况相同，因其具有前沿性、交叉性、综合性等特点，其萌芽过程是艰难、缓慢的；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极其有限，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5]。正因如此，本文拟从唐诗入手，尝试复原唐代乡村农人的生活概貌，试图为农村社会史的发展添砖加瓦。

以安史之乱为转折，唐代的历史俨然分割为两个迥然不同的时期。贞观与开元之治呈现了一片安定繁荣的局面，尤其是盛唐时期，乡村人民的安居乐业、物质丰饶在文人的诗中都有表现。储光羲《田家杂兴八首》其八“种桑百余树，种黍三十亩。衣食即有余，时时会亲友。夏来菰米饭，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趋走。日暮闲园里，团团荫榆柳。酩酊乘夜归，凉风吹户牖。清浅望河汉，低昂看北斗。数瓮犹未开，明朝能饮否?”就反映出富余的农家的生活闲适美好。王维的《渭川田家》虽有些理想化，但也反映了农家乐于耕织的一些影子。同样在其《偶然作六首》其二中描写田家老翁农闲时与邻人饮酒为乐、无拘无束、安于温饱的生活，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农村和平安乐的景象。尤其是王建的《田家行》“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缫车鸣。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通过“野蚕作茧人不取”的表面现象以及农民“的知输得官家足”的心理活动，展现了人们温饱有望的生活状态，可知杜甫在《忆昔》中形容唐代盛世状况并非虚言，此时毫无兵灾之苦、呼号转徙之忧，和“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即使是盛唐时期，仍然不可避免的存在贫苦的农家，王维在《田家》中写到“旧谷行将尽，良苗未可希。老年方爱粥，卒岁且无衣”就是一个缺衣少食、难以度日的例子，然而盛唐之际与民生息，社会统一安定，封建经济高涨，乡村整体上欣欣向荣毕竟是主流。至中唐起从柳宗元《田家三首》其一中看到“蓐食徇所务，驱牛向东阡。鸡鸣村巷白，夜色归暮田”，“竭兹筋力事，持用穷岁年。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孙日已长，世世还复然”这样的民生疾苦，政治黑暗、繁重的赋役导致农家“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韦应物《观田家》)，更甚者“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白居易《重赋》)，乡村出现“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聂夷中《咏田家》)的怪现象，许多农户沦落至“典桑卖地纳官租”(白居易《杜陵叟》)的地步。致使这种民不聊生局面的另一主要原因来自战争的直接破坏。杜荀鹤诗云：“家随兵尽屋空存，税额宁容减一分。衣食旋营犹可过，赋输长急不堪闻。蚕无夏织桑充寨，田废春耕犊劳军。如此数州谁会得，杀民将尽更邀勋”(《题所居村舍》)，“因供寨木无桑柘，为点乡兵绝子孙”(《乱后逢村叟》)，“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瓮城砖”(《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一幅幅唐代后期官军暴行图栩栩如生，从一个侧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真可谓是乡村何事不伤魂!即使战乱平息，社会生产遭受的巨大破坏一时也难以恢复，韦应物《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就反映出战后数年农村凋敝的景象。可见，唐代乡村的发展状况同国家命运的此起彼伏息息相关，但无论是哪个时期，乡村基本的生活方式仍保持着相对的稳定。

二、唐诗所见的乡村生活

(一)男耕女织、分工明确

从唐诗中可以看出乡村中的男女老幼都有明确的分工，通常而言，男子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女子起着辅助的作用。具体说来，男子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扮演着耕、猎、渔、樵、牧等角色，从事着较为繁重的体力劳动，表现在开畦、间柳，如王维《春园即事》“开畦分白水，问柳发红桃。”整枝、觇泉，如王维《春中田园作》“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耕锄，如韦应物《观田家》“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埋”；孟浩然《东陂遇雨率尔贻谢甫池》“田家春事起，丁壮就东陂”；储光羲《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野老本贫贱，冒暑锄瓜田。”引水、灌溉，如丘为《题农父庐舍》“沟塍流水处，耒耜平芜间”；祖咏《田家即事》“攀条憩林麓，引水开泉源”；催颢《结定襄郡狱效陶体》“里巷鸣春鸠，田园引流水。”打猎，如王绩《野望》“猎马带禽归”；《淇上即事田园》“猎犬随人还。”捕鱼，如杜甫《野老》“渔人网集澄潭下”。砍柴，如张籍《采樵吟》“上山采樵选枯树，深处樵多出辛苦”；储光羲《樵父词》“终年登险阻，不复忧安危。”放牧，如王绩《野望》“牧人驱犊返”；王维《田家》“柴车驾赢柠，草屩牧豪稀。”建房、补屋、饲养，如张籍《江村行》“田头刈莎结成屋”；司空徒《独坐》“编篱新带茧，补屋草和花”；储光羲《田家即事》“迎晨起饭牛，双驾耕东甾”……

唐代乡村“妇姑采桑不向田。”(张籍《江村行》)但并非闲却在家，多从事后勤工作，诸如炊事、送食，如王建《田家留客》“新妇厨中炊欲熟”；王维《积雨辋川庄作》“蒸藜炊黎饷东茁。”采桑养蚕，如王建《雨过山村》“妇姑相唤浴蚕去，闲着中庭栀子花。”织布缝衣，如储光羲《田家即事》“高机犹织卧蚕子，下坂饥逢饷饭妻”，王维《丁寓田家有赠》“农夫行饷田，闺妇起缝素”；白居易《春村》“农夫舂旧谷，蚕妇捣新衣。”浣洗、负水，如王维《山居秋暝》“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白石滩》“家住水东西，浣纱月明下”贯休《春晚书山家屋壁》之一“蚕娘洗茧前溪绿，牧童吹笛和衣浴”；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其九“银川金钗来负水。”采莲采菱，如皇甫松《采莲子》“小姑贪戏采莲迟”；李白《秋蒲歌十七首》其十六“郎听采菱女，一道夜歌归”；此外还要舂米、照看小孩等，如李白《宿五松山荀妪家》“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王建《田家留客》“丁宁回语屋中妻，有客勿令儿夜啼……”

至于孩童则多见于采莲、采集、放牧等轻便戏耍之事，如刘安平《采莲曲》“采莲从小惯，十五即乘潮”；张籍《野老歌》“呼儿登山收橡实”；司空曙《田家》“呼儿催放犊”；王维《宿郑州》“村童雨中牧”，储光羲和李涉的《牧童词》中更有细致的描写。

唐代乡村男女老幼虽各司其职，但“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王维《新晴野望》)，连妇人也要随农夫一道插秧(刘禹锡《插田歌》)，若是到了收割季节，更是全家总动员，“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白居易《观刈麦》)。

唐代这种男耕女织、分工明确的劳动模式是我国千百年来长期养成的习俗，但在特殊地区、特殊时间，又有不同的情况。杜甫在《负薪行》中写道“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妇，卖薪得钱应供给”，“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登盐井”，说的是夔州的乡土风俗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女子无论已婚未婚，都不能当家作主，不仅要担负家务劳动，而且要砍柴卖钱，交纳租税，还要冒险去为贩卖私盐的商人背盐，多挣些钱补贴家用，当家的男人却坐着享受，游手好闲。唐代夔州地区的这种特殊土风显然不是标准的劳动模式。另外，在唐代的非常时期，男耕女织、分工明确的劳动模式也被打破。连年频繁的征兵，服役时间长、士兵大量死亡，致使唐代后期乡村非常缺乏轻壮劳力，妇女不得不下地干活，包揽全家劳务。“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杜甫《兵车行》)，常态下和谐的劳动模式失衡后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二)犁耕火耕、靠天吃饭

唐代的北方平原地区已经普遍推广了畜力犁耕的技术，农民早已使用牲畜拉犁耕地，此外还推广了耦耕，二牛挽犁、二人或一人扶辕的犁地方式[6]，如王维在《田家乐七首》之二中提到：“讵胜耦耕南亩，何如高卧东窗”。在江南地区，据陆龟蒙《耒耜经》记载使用的农具除了犁外，还有耙、砺、碌碡等，用于碎土松土，除去杂草，平整地面，使耕作更为精细；江东犁已有犁壁装置，耕地时能够自由碎土、松土和起垅作亩。另外，直辕已改为曲辕，更便于转弯和操纵；犁上添置了犁评，可以调节犁铧入土的深浅。另一方面，在广大的西南、两湖、岭南地区却盛行着刀耕火种的劳动习俗。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其九就曾提到“长刀短笠去烧畲”，烧畲指的就是火耕，是一种焚烧草木以灰作肥料再趁热掘坑下种的耕作方法。岑参在其《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写到“水种新插秧，山田正烧畲”，王维在《燕子龛禅师》中也道“种田烧白云，斫漆响丹壑”，温庭筠在《烧歌》中记述了刀耕火种的情形：“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微红夕如灭，短焰复相连。差差向岩石，冉冉凌青壁。低随回风尽，远照檐茅赤。邻翁能楚言，倚插欲潸然。自言楚越俗，烧畲为早田”。对此问题，陈国生先生曾有过进一步的研究[7]。

在唐代，无论是较为原始的刀耕火种还是精耕细作的犁耕，农民靠天吃饭的局面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在盼晴、喜雨两个方面。雍裕之《农家望晴》“尝闻秦地西风雨，为问西风早晚回?白发老农如鹤立，麦场高处望云开”就反映了鹤立于麦场高处的白发老农焦灼的心情。收麦打场时最须天晴，西风吹来满天云彩确是令人心忧，因而在顾况《过山农家》中则有“板桥人渡泉声，茅檐日午鸡鸣。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不仅如此，乡村副业也受到天气的影响，表现在王建的《簇蚕词》中“但得青天不下雨，上无苍蝇下无鼠。”蚕上簇时天气晴和乃是蚕家的大幸，倘使逢雨，则不利于“茧稠”。然而，从耕种角度来说，雨对于农民而言往往又“贵如油”，韦应物《观田家》“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就说出了农民的心声，白居易《秋游原上》诗“是时就雨足，禾黍夹道青”着实道出农民喜雨的原因。在司空曙《田家》“田家喜雨足，邻老相招携。泉溢沟塍坏，麦高桑柘低。呼儿催放犊，邀客待烹鸡。搔首蓬门下，如将轩冕齐”以及崔道融《溪上遇雨》“耕蓑钓笠取未暇，秋田有望从淋漓”两首诗词中完全可以体会到农家雨后的欢欣，有雨就等于有了收成一样值得庆贺。需要说明一点，唐代的平原地区，特别是渭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开凿了一系列水利设施有利于改善农业缺水的状况(如朱庆余《吴兴新堤》“春堤一望思无涯，树势还同水势斜。深映菰浦三十里，暗分功利几千家。谋成既不劳人力，镜远偏宜隔浪花”；杜甫《夔州歌》“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灌溉工具除了以前已有的桔槔、辘轳、翻车外，人民又创造了连筒、桶车、筒车和水轮等新工具。连筒的制作方法是用粗竹相连，打通竹内的关节用以引水，可谓是古代山区人民发明的一项便捷的供水技术。李群玉在《引水行》中就曾提到“一条寒玉走秋泉，引出深萝洞口烟”。至于桶车、筒车和水轮都属于不同形式的水车。筒车是“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8]的水车。筒车形状类似纺车，在其四周缚以竹筒或木筒，利用水力推动，把水汲至高处。水轮即水转翻车，制作与人踏翻车相同，只是改用水力推动而已。然而，这些灌溉工具的使用并不见得已经全国推广和普及，在那些远离水源的山区或是遭遇久旱，农业受制于天，农民盼雨的心情可想而知。崔道融《田上》“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就反映了农民冒雨夜耕的原因：一见高田已是久旱，二见耕种时节之紧迫。倘使遇到长时间的干旱，人们还要求助于水神开展祈雨活动，诗人李约：“桑条无叶柳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观祈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望天收”的农业生产，这种辛苦自是难免。因此，无论是火耕还是犁耕，农民依天顺时从事农业生产成为理所当然。

(三)占卜祭祀、娱乐消遣

唐代农人在劳动中，产生了“蛮俗”、“夷歌”、“俚词”[9]，“其声伧宁”[10]，多体现边远偏僻地区民俗风情。西南地区流行的“竹枝”和东南不衰的“楚歌”可以说是两个不同地区独有的风情。常建在《空灵山应白叟》云：“牧童唱巴歌，野老亦献嘲”，于鹄《巴女谣》曰：“巴女骑牛唱竹枝”及张籍《送枝江刘明府》：“向南渐渐云山好，一路唯闻唱竹枝”……可见其普及程度。“竹枝”先本巴渝俚音，夷歌番舞，虽语言通俗、音调轻快，但乡土气息浓郁，因而很少有人注意，自从刘禹锡、白居易将其融入诗词，后从而传写之，使其在文学史上另辟境界，功不可没。李商隐《河阳》“楚丝微觉竹枝高，半曲新词写锦纸”，温庭筠《西江贻钓叟骞生》“衣泪潜生竹枝曲，春潮遥上木兰舟”，谢伯初《寄欧阳永叔谪夷陵》“下国难留金马客，新诗传与竹枝娘”等，都反映了“竹枝词”影响诗人创作内容和创作风格的情形，可见唐代乡村俚音颇具影响力。在广东“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农夫农妇忙于插田，劳动中“齐唱郢中歌，嘤咛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辩俚语词。”(刘禹锡《插田歌》)郢中歌即楚歌，郢原为楚国都城，在今湖南江陵县北。据宋玉《答楚王问》载，郢中歌有《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等，这里指《下里》、《巴人》。

劳动完毕后，居住靠近的人们以“农谈四邻夕”(柳宗元《田家三首》其二)的聊天方式来打发时间；农事闲下来的时候，“斗酒呼邻里”(王维《偶然作六首》其二)；遇到可喜可贺的美事，往往是“邻老相招携”(司空曙《田家》)。

唐代的农人也时常开展集体活动，杜甫《屏迹三首》其一：“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就传来了村人相聚时令人有急迫感的鼓声，大多时候他们集体的娱乐活动与祭祀密不可分，田家祭祀既是乡间的头等大事，更是乡民难得的节日狂欢。在《遭田父泥饮，美严中臣》中“田翁逼社日”邀请杜甫“尝春酒”就提到“今年大作社”。所谓“大作社”指大肆举办社日，是田家祭祀的一种，即农人祭祀土神的节日，希望得到神灵庇佑，五谷丰登，分别在立春、立秋后的第五个戍日举行，春社日一般祈求风调雨顺，秋社日多为酬神答谢。早在南北朝《荆楚岁时记》就载：“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到唐代，社日活动更为盛行了。在生产力并不发达，“望天收”占据主流的乡村，人们相当重视社日活动。社日那天不仅要屠宰牲口、备俱佳酿以供奉神灵，村民们更要聚集会餐闹似过年。王驾《社日》曰：“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就反映了村民在春社日那天的狂欢。

除了“作社”外，赛田神也是一种普遍的农家祭祀活动，性质同于社日，“新年春雨晴，处处赛神声”(温庭筠《烧歌》)可见其兴盛的状况。赛田神活动开展的时间大致在社日前后，有的地方将两者合而为一。白居易有诗《春村》云：“牛马因风远，鸡豚过社稀。黄昏林下路，鼓笛赛神归”，说的是春季开展的赛神活动。张籍《江村行》“一年耕种长苦辛，田熟家家将赛神”说的又是秋季的赛神活动。王维《凉州郊外游望》一诗就是一幅绝好的西北边村赛神图，“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娑依里社，萧鼓赛田神。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此诗是诗人在凉州城外游览时所遇到的田家赛神活动的实地描写，一个只有3户人家的村庄却举行了一场热闹非凡的赛田神活动。活动是在土地庙前举行的，一时萧鼓齐鸣，又是给神献酒，又是给神像叩头烧香，之后还有女巫在神前献舞，目的是求得田神泽福，保佑丰收。

唐代农人不光祈求神灵保佑农作物的生长，在副业方面也有一套祭祀的规格。在古代，养蚕是农家一件大事，对此人们的忌讳很多，小心翼翼地向神灵祈求，因而称蚕为神蚕，桑为神桑。王建《田家留客》：“蚕房新泥无风土”反映出农家对养蚕的房子是比较讲究的。在其另一作品《簇蚕词》中讲述了农家祭祀蚕桑的全过程：“蚕欲老，箔头作茧丝皓皓，场宽地高风日多，不向中庭晒蒿草。神蚕急作莫悠扬，年来为尔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无苍蝇下无鼠，新妇拜簇愿蚕稠。女洒桃浆男打鼓，三日开箔雪团团，先将新茧送县官。已闻乡里催织作，去与谁人身上着。”

从上面的各种田家祭祀活动可以看出，参加祭祀的主体是农人，祭祀的对象是土地神或蚕、桑神，祭祀的目的是为了农业的兴旺发达，因而可以说唐代的乡村祭祀活动带有浓厚的“农本”味道。就接触的唐诗来看，唐代乡村社会流行着的占卜也同样如此。

杜甫《为农》诗有句：“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其中的“卜宅”指占卜预测凶吉，观风水选地营建庄园，虽然作者不是地道的农人，但从其入乡随俗可以推测出唐代乡村对于房屋的选址是相当重视的。除了“卜宅”，农人还要“占气候”、“占年”、查看黄历计划一年的安排。温庭筠《烧歌》：“持钱就人卜，敲瓦隔林鸣。卜得山上卦，归来桑枣下”反映出农人用铜钱预测未来农事顺利与否的情景；孟浩然《田家元日》云：“田家占气候，共说此丰年”就是指农人根据气候预测庄稼的收成；柳宗元《柳州峒氓》有诗句：“鸡骨占年拜水神”讲峒人用鸡骨来占卜年景(将竹签插入小公鸡的小腿骨以占卜年景好坏)，跪拜水神来祈求降雨。

(四)畏官尚客、重情重义

在唐代，官吏的严厉、凶残以及农人的本分使得畏官成为乡民的共同心理特征，人们习惯于忍耐，甚至违心的侍奉。有诗为证，柳宗元《田家三首》其二“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庭际秋虫鸣，疏麻方寂历。蚕丝尽输税，机杼空依壁。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各言农长峻，文字多督责。东乡后租期，车毂陷泥泽。公门少推恕，鞭朴恣狼籍。努力慎经营，肌肤真可惜。迎新在此岁，惟恐踵前迹。”大意是乡间催租的小吏经过这里，农民们忙着杀鸡做饭摆酒席，人们都说长官很严厉，多次下达催租的文字督促责备。东乡的农民因送粮车陷入泥潭里而延误了缴租日期，官府毫不宽恕，竟用鞭子把农民打得遍体鳞伤。里胥警示要努力筹办租税，免得皮肉受苦。今年还要收缴新谷，农民惟恐步了东乡的后尘。白居易《宿紫阁山北村》“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刻画出神策军仗势欺人，穷凶极恶，透过宦官的爪牙掠夺百姓，农人无奈苦不堪言的画面。

农人对唐代官吏的敬重是出于畏惧，但对宾客的热情款待却是发自内心，由此形成尚客的习俗。在唐代，农民如果能吃上黎米饭，再配佐以鸡肉，那就是再美妙不过的享受了，所以唐人常用“鸡黎”来形容小康饮食。权德舆《拜昭陵过咸阳墅》云“村盘既罗列，鸡黎皆珍鲜”足见其为乡村的上菜，而农人自己往往难得一食，对客人却是相当大方，这在孟浩然《过故人庄》的诗中就有体现。即使是贫困人家，也有待客之道，李白有诗云：“我宿五松山，寂寥无所欢。田家秋坐苦，邻女夜舂寒。跪近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荀媪家》)说的是作者秋收季节投宿五松山荀媪家，荀媪家生产的粮食苦于都交了赋税，所剩无几，几乎不足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其虽贫寒寡欢，对客人却十分礼貌殷勤，用自己最好的“雕胡饭”来招待客人，表现出朴实善良的农民本质。唐代农人对宾客不仅是物质方面的“舍得”，善待来者的真诚之心更是让人感动，有诗云杜甫到田家作客，席间“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说村野丑”(《遭田父泥饮，美严中臣》)，田父朴实、豪爽的性格由其“杂乱”的话语、“无礼”的指挥和盘托出，真是一幅绝妙的田家待客图，速写了乡村人情的美好。

唐代农人的质朴还体现在人际关系方面，农人们的乡邻关系和家人关系保持着一种安闲平和之态，不仅是“东邻西舍无相侵”(贯休《春晚书山家屋壁》之一)，乡邻感情和家人亲情还显得十分和睦亲昵。储光羲《田家杂兴八首》其一“楚山有高士，梁国有遗老。筑室即相邻，向田复同道。糗精常共饭，儿孙每更抱”就反映出苦寒的农家相濡以沫；王维《渭川田家》“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展现了日落收工农人间亲切交谈的场景。在杜甫《羌村三首》之三中，“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父老携酒来慰问远道归来的诗人，乡邻间纯朴的感情并未因战乱而泯灭。同样，乡村亲情也是从日常生活的和睦相处中一丝丝透露出来的，既有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如王维《渭川田家》“斜光照村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以及滕白《题汶川村居》“皤腹老翁眉似雪，海棠花下戏儿孙。”也有同辈间的慰籍，如储光曦《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其一“仲夏日中时，草木看欲焦。田家惜工力，把锄来东皋”，“归来悲困极，兄嫂共相饶。”此外，李白《秋浦歌》中“秋浦田舍翁，采鱼水中宿。妻子张白鹇，结置应深竹”及杜甫《江村》“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夫妻与孩子之间的和谐更是不待多言。

(五)田家服饰质朴实用

唐代乡村田家服饰取材广、实用性强、具有地域特色，颜色多以白、绿、黑为主。“青箬笠，绿蓑衣”(张志和《渔父词五首》其一)就简练概括了农人常穿的“工作服”，放牧时“圆笠覆我首，长蓑披我襟”(储光曦《牧童词》)，在地里“披蓑半夜耕”(崔道融《田上》)，垂钓时“春风动草衣”(张籍《夜到渔家》)，蓑笠在乡村的实用不仅体现在遮阳挡雨上，在冬季也有保暖的功效，因而“孤舟蓑笠翁”也可以“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由此可见“耕蓑钓笠”的重要性。田家服饰的取材除了草、竹外，常见的还有麻和布，麻为纻麻，布多为粗布，在张志和《渔父词五首》其二中就有“钓台渔父褐为裘”，褐就是指的粗布，而杜荀鹤《山中寡妇》云“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中的麻苎即苎麻，指粗麻布衣服。此外，不同地域的农家还根据实际情况就地取材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江浙一带“叶舟为宅水为居”的渔人就是“首戴圆荷发不梳”(张乔《渔者》)，“笑着荷衣不叹穷”(张志和《渔父词五首》其三)，在广西还有“鹅毛御寒缝山厕”(柳宗元《柳州峒氓》)的少数民族，他们利用鹅毛缝制成衣被来御寒。到了西南地区，女子穿戴“银川金钗”，川即钏，指手镯，男子往往“长刀短笠”。在杜甫《负薪行》诗中写道“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讲的是夔州村妇特殊的装饰，她们把头发挽成下垂到脖子上的一双环形髻子，发上还并插着野花和银钗，这种装束即使到老也不改变。

在唐代常见的田家服饰中，有头戴的“乌角巾”(杜甫《南邻》)，有干脆利落的上下装，也有长袍，它们虽然多为粗麻布质地，但人们往往“短(裋)褐不为薄”(王维《偶然作六首》其二)，如李中《村行》“雪鬓衰髯白布袍，笑携頳鲤换村醪”。长袍虽比短装正式体面，防寒功能也较强，但上下装更有利于劳作，张籍《江村行》曰：“耕地磷磷在水底，短衣半染芦中泥”，刘禹锡《插田歌》“农妇白纻裙，农父绿蓑衣”都可以看出农人的选择是有道理的。在乡村，草屩，即草鞋，是很流行的，不仅因为取材容易，做工也不费力。当然，鞋的质地也可以是布的，但在下雨天，木鞋将更受欢迎，如王维《春园即事》“宿雨乘轻屐，春寒著弊袍”。

众所周知，唐朝乃我国历史上一大鼎盛时期，其灿烂的文化享誉一时，研究者众多，但乡村方面留下的资料甚是缺乏，为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幸而唐代田园诗中尚潜藏部分史料，为复原其概貌提供帮助。当然，唐代乡村农人的生活概貌决非本文所囿，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注 释

[1]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2]《唐六典》卷三《户部》。

[3]《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

[4]傅晓静：《唐代乡村生活中的社》，《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论唐代乡村的民间结社》，《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5]姚兆余：《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农史》，2002年第3期。

[6]周桂莲：《盛唐田园诗及其所反映的农业文化》，《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

[7]陈国生：《战国以来中国火耕农业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2期。

[8]《太平广记》卷二五○《邓玄挺》。

[9]《旧唐书》卷一六○《刘禹锡传》。

[10]《新唐书》卷九三《刘禹锡传》。

Life at Villages in Tang Dynasty from Tang Poetry

Xiong Mei

(Center for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China,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062)

Abstract：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village became a mini-unit by administration. It was very popular that men plough the fields and women wove and people farm with a plough or fire at villages in Tang dynasty. Agricultural harvest depended on the weather. Sing and chat were farmers’favourite pastimes. It was very popular for the public psychological character that farmers feared the government troops but favorably received guests and cherished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so they treated them with different ways. In addition, farmers’dress and personal adornments were made of various materials, and very practical with different styles in different areas. The main colors were white, green and black.

Key Words：Tang Dynasty, Tang Poetry, Life at Villages

[作者简介]熊 梅(1981—)，女，四川宜宾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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