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的研究，即是艺术研究，重心在于她的艺术创新。而艺术创新的关键即在于个人生命体验的卓绝。
李清照与朱淑真，宋朝两大女词人，历来有“南朱北李”之说。
李清照的生命隐私体验乃一“瘦”字意象。李清照“瘦”的意境深沉且又含蓄，虽愁苦卓绝，但却轻灵飘逸。而朱淑贞的生命隐私体验是“断肠”。朱词的“断肠”词句颇多，如“断肠芳草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以休生连理枝”。“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但却在全部词作中没有似李清照般“聚焦”的意象。这是朱词不若李词的关键所在。就词的技术而言，朱淑贞较李清照矮了不少。
朱淑真词确实比不上李清照老成，但朱淑真词的生命体验却较李清照还要深邃。原因是朱淑真的生命追求较李清照大胆得多。所谓大胆，即在于隐私的表露。李清照有“绿肥红瘦”、“人比黄花瘦”等隐喻意境，但较之朱淑真的“缱绻临歧嘱付，来年早到梅梢。”却隐晦得多。
朱淑真的《黄花》诗乃朱淑真生命艺术的写真。
《黄花》：
土花能白又能红，晚节由能爱此工。
宁可抱香枝上老, 不随黄叶舞秋风。
这首诗采用对比的手法，将土花（可能是苔藓）的善于变化和菊花的始终不变加以对照，表达诗人对菊花品质节操的赞赏，表明自己“宁可抱香枝上老”，也不会改变对理想的追求。正因为如此，她越发要借助诗词来大胆地歌咏爱情以此来表达对不和谐婚姻的不满与抗争、对妇女传统生活方式提出质疑。
这种“宁可玉碎，决不瓦全”的革命精神，始终是中国才女生命体验的高尚境界。朱淑真则用她的整个生命兑现了她那“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的崇高志向。朱淑真不仅给后人留下了她生命追求的铮铮诗词，朱淑真最后还以投水成仁来完成她才女生命的狂热旅程。
朱淑真的生命内涵，具有中华才女的元典精神，乃明清艺术才女的原型本质。冯小青、林黛玉、秋谨等诸多才女都有朱淑贞的影子。
人的生命体验，缺失性体验是人生艺术追求的最具本质的具体模式。纳兰性德是中国才子缺失性体验第一人，朱淑贞则是中国才女缺失性体验第一人。缺失性体验不在于现实生活是否幸福，而在于生命体验的至上追求。就纳兰性德的地位而言，所谓荣华富贵的幸福爱情生活，于他来说易如反掌。朱淑贞本来就是荣华富贵的幸福生活，而她却甘愿走上了一条为世人咒骂的不归路。李清照所缺少的正是这缺失性体验，所以李清照的词尽管境界深邃飘逸，但却因少了缺失性体验，其词的生命略显平泛而少深刻。就晚年词作而言，李清照远不及朱淑贞动人心魄，就是因李清照缺失朱淑真的生命追求。李清照的后半生活得凄凄惨惨，而朱淑贞则活得热热烈烈。
现代艺术心理学非常关注于人的生命缺失性体验。
对常人而言，缺失性体验是指主体对各种缺失（精神和物质地）地体验，缺失即是没有满足，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有七种不同层次的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认识的需要、审美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需要的未满足，都是个体的缺失，都可能使个体产生缺失性体验。此时主体为克服缺失，会调动自我的各种力量。
缺失性体验,不但包括情感的反应，也包括认知的变化，对于艺术家而言则又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动因和情感的源泉，深刻地塑造主体的个性,并造就其独特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影响其艺术创作。对于艺术创造而言，生命力量不能实现的缺失性体验常常是艺术创作的内驱力。这种深刻的缺失性体验，使得作者能够感受生活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并感悟到与众不同的自我生命世界。
朱淑真的缺失性体验不仅仅是才子追求的缺失，在才子追求缺失的表层下，尚涌动着她向往于政冶怀抱的不遂志遗憾。朱淑真的诗远远多于词，她的诗有关政治的就有几十首，这都证明朱淑真是于政治寄以怀抱的巾帼女流。朱淑真深深苦恼于女子不能从政。从而把这饮恨的欲望统统转移到了对才子的追求。她把希望寄托于有出息的男子。如此便终生怀念她的初恋才子，而对政治无能的丈夫失去了情意。朱淑贞在情爱面纱下的政治胸怀，影响了清未的一位巾帼大侠——秋堇。
中国艺术家的缺失性生命体验，渊于先人的忧患意识。中华元典《易经》则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悠久历史及先验觉悟与求卜算术。中华民族虽然多灾多难，但却始终生生不息，较之玛雅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就香火不断这一命根子而言，是绝对卓越的。任何世界古老文明都不及中华文明纯粹而持久。
中华民族的近代危机，虽然有亡国之恨，几近灭顶之灾，但是并未动摇中国文化这根底，而仅是稍有断代，而文化之复兴却是未来之必然，只是假以时日而己。由于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稳固的忧患文化，中华民族犹如永不西下的红日，似珠峄屹立于世界之巅。
由缺失性体验引起的痛苦、焦虑、苦闷、压抑等作为一种内心的情感体验与文艺创作有着不解之缘。它不仅作为一种心理内驱力把作家推上了创作之路,而且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塑造了作家的个性,形成其观察生活、感受生活的独特的审美指向,从而能够从一般的对象中发现属于自己的心理世界。朱淑真就是如此。
中国艺术的忧患意识及缺失性体验的绝妙传统，在中国才女身上的充分体现，对于中国的自强不息功不可没。朱淑贞所营造的对男性才子的缺失性体验，一直影响着中国才女的品质，明清时期以李香君为典范的才女群，对于中国才子的塑造起了巨大的作用。
朱淑贞的《生查子·元夕》，是一首，是她生命追求的绝妙写照：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此词大胆的描述了她对情人的刻骨怀念。所以人云“词则佳矣，岂良人家妇所宜邪！”有人借此攻击她失节，给她蒙上不贞之名。
《生查子·元夕》是否朱淑真词作，历史上，遭到许多文人的否定，王士禛、陆以湉、况周颐、胡云翼、俞平伯、姚奠中等人都持否定说。清代撰修的《四库全书》，从《生查子·元夕》词为欧阳修作立论，并驳斥了这首词为朱淑真所作的说法。《四库全书总目》卷百九十九：“此词今载欧阳修《庐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中，不知何以窜入朱淑真集内，诬以桑濮之行。慎收入《词品》既而不考，而晋刻《宋名家词》六十一种，《六一词》即在其内，乃于《六一词》漏注互见《断肠词》，已自乱其例，于此集更不置一辨，且证实其为白壁微瑕，盖鲁莽之甚。”
杨慎《词品》中的《朱淑真〈元夕〉词》条，详细论说了这首词为朱淑真作的见解：“朱淑
真《元夕·生查子》云云，词则佳矣，岂良人家妇女所宜邪？又其《元夕》诗云：‘火树银花触目红，极天歌吹暖春风，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长任月朦胧。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与其词相合，则其行可知矣”。杨慎站在封建卫道士的立场上，以朱淑真的诗证《生查子·元夕》词为朱淑真所作，且攻击朱淑真“其行可知”， “岂良家妇女所宜”。杨慎在明代声誉很大，他这一说法对当时和后世很有影响。
《生查子·元夕》明显有唐人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诗的模仿迹象。欧阳修乃诗词大家，怕不会这么露骨，而只有放荡不羁的朱淑真才能有如此率直的手笔。
不知吟成豆蔻意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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