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苏轼

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璫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1.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时年苏轼四十四岁，家属由自己的弟子，也是苏辙的女婿王适（字子立）安置在南都（今河南商丘以南），由苏辙照料，而苏辙当时也是身负债务，因此苏轼说是拖累了苏辙。2.是处：到处。3.柏台：御史台的别称。4.锒铛：拘犯人用的铁锁链。5.牛衣：用草编制的蓑衣，用以为牛御寒。

其一：圣明的皇帝恩泽如天，世间万物都能感受到他的恩泽。我如今自取灭亡全是因为自身的愚钝。我还没到老年就要死了，没有安排好家人的生活，以后还要拖累你。我死后不论哪里的青山都可以安葬，以后每逢夜雨，想起我们曾经的约定，你也只能独自伤心。我希望生生世世都是兄弟，来生也不改变这种情谊。

其二：夜晚的御史抬霜气冷冷袭人，月下只有风吹动铁链发出声响。我思念家乡，每每梦中相见总是心跳不安如同受惊的小鹿，一想到即将接受极刑就胆战心惊。看看自己的儿子仪表出众很是欢喜，但想到家境贫寒，更觉愧对妻子。我死之后不知魂归何处，希望还是把我葬在浙西吧，权当这里就是故乡。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第一首是说：当初从政时，曾寄诗给苏辙相约：“寒灯相对寄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郑州别后马上寄子由）前一年在徐州时也说：“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上，扶病入西州。”如今功未成，名未遂，结果却得“先偿债”，留给子由的是“十口无家更累人”，让弟弟独自伤心；今生已矣，只有希望来世时，再成为兄弟，好了结兄弟情缘。
第二首则写：身系御史狱，铁链缚身，几经恐惧，命如待宰的鸡。伤愧没能留甚么给老妻和孩子，狱中又听说：湖州、杭州地方的百姓，为他斋戒作道场以求解厄，有月余之久，因此唯有死后，就把他葬在那里，以为回谢。
乌台诗案是一场有名的文字狱。作为苏轼主要罪证的《钱塘集》，今天已经失传，但是从宋人当时所纪录的诗文，多数仍可以找到。像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的第二首：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原本李定、舒亶就极力大作文章，说他“怨诽君父”；此诗一出，副相王珪更举后面三、四两句说：“今陛下飞龙在天，轼欲求之地下之蛰龙，不臣孰甚焉！”结果，连神宗都觉得未免太牵强了，说：“彼自咏桧尔，何预朕事！”狱中，官吏问他这两句诗有无讽刺之意，苏轼回答说：他是根据王安石的诗句“天下苍生待晓雾，不知龙向此中蟠”来的。可是，王珪等人硬是捕风捉影，要置苏轼于死地，当时朝臣有人避之唯恐不及，也有人上书营救，劝谏神宗，如章敦，虽然政治立场是支持新法，但劝神宗，当初仁宗得到苏轼，以为是得到一代之宝，如今把他下狱，只怕后人说皇帝“听谀言而恶讦直”。宰相吴充则举：曹操尚能容忍弥衡为例，皇帝以尧舜为榜样，岂不能容下一个苏轼吗？王安石弟弟王安礼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举人，不以言罪人，若对苏轼判刑，恐后人批评不能容才。甚至养病的仁宗皇后－曹太后亦出面：过去仁宗曾高兴地说：为子孙得两宰相。现在苏轼是否被仇人中伤？
至于弟弟苏辙，更写了《为兄轼下狱上书》，说道：“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轼居官在家，无大过恶，为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昔汉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缇萦请没为官婢，以赎其父，汉文因之遂罢肉刑。今臣蝼蚁之诚，虽万万不及缇萦，而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臣欲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情愿以交回官职，来换哥哥一命，实在哀凄动人，可是没有用，朝廷依然不理。
苏辙另有一组诗《次韵子瞻系御史狱，赋狱中榆槐竹柏》其中《咏榆》写道： “秋风一何厉，吹尽山中绿。可怜凌云条，化为樵夫束。凛然造物意，岂复私一木？置身有得地，不问直与曲。青松未必贵，枯榆还自足。纷纷落叶下，萧条愧华屋。” 凌厉的秋风中，万物凋零，凌云枝条也成了樵夫的薪材，贵贱荣辱，完全因所处的地势而然；青松（高官）未必可贵，还不如一树枯榆，能够自保其身。又如《残腊五首》之一：
“霜雪何与我，忧思自伤神。忠信亦何罪，才名空误身。”这都是因为哥哥苏轼而发的，。
最后，还是靠了当时已隐居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起了决定的作用。“以公（王安石）一言而决。”从轻发落，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获释，被贬往黄州（湖北黄冈）充团练副使，但不得签办公事，苏辙同受贬斥，贬为筠州监酒，总共经过了一百三十天的生死煎熬。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苏东坡诗词上的出色与政治上的单纯形成的巨大反差让他身处险境却浑然不觉。当他乐呵呵地吟诗作对，挥毫泼墨的时候，他耀眼的光芒已深深地刺伤了小人那卑劣的心。苏东坡在文化和人格上，太过于健全，太过于完美。而健全和完美却往往很脆弱，这类健全和完美一旦遭到破坏，其结果就是毁灭性的，很难加以修复和弥补。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东坡陷入了小人们的包围之中，而对手最锋利的武器正是苏东坡最值得炫耀的诗词。他的诗词被曲解成有辱骂圣上之意，他的直言陈谏也被认为是“讥切时政”。苏东坡被陷害了，就这样被彻底地陷害了。
在一群政治手段上的大师，文化上的小人面前，皇帝也无能为力。“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苏辙曾这么说。苏东坡自己也曾感叹“高处不胜寒。”是啊！一群小人把当时的文化上的标志性人物成功地陷害了，这已足以使他们名传千年之后，哪怕是臭名亦无所谓。
苏东坡被绑着，长途押解。这位自称“天涯倦客”的大文豪，又开始了自己茫茫征程。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里说得好，“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东坡何许人也！东坡何罪之有啊！东坡在示众？可悲，是苏东坡之悲，古代文人之悲，历史之悲，甚至整个中华民族之悲。美好是那么脆弱，历史是那么苍白无力。
苏东坡进了监狱。古代文人遭贬谪，不得志者甚多，而如东坡般屡次遭贬谪甚至被关进监狱者却凤毛麟角。但这些人生旅途中的坎坷，可能正是文人之所以成为文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时候，发发牢骚，叹息一声，便成了我们的经典。也正是这般悲情的苏东坡才让我们大有可观。
大师遇上小人，其结局往往是可悲的。小人尽情地把玩着大师，大师叫得越悲惨，小人就越兴奋，越有成就感。殷红的鲜血透着大师的一袭白衣，曾经的翩翩风度，温温尔雅，此刻是狼狈不堪。曾经的滔滔文辞，绵绵才情此刻是呻吟残喘。曾经的豪情万丈，淡淡清狂此刻是柔弱无力。一位“雪落纷纷哪忍触”的大师，怎经得起此番虐待。苏东坡认罪了：我是骂了皇上，辱了圣恩，我是写诗“讥切时政”，勉人莫仕。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多愁善感的苏东坡已把这当作他最后的抒情。结果是令人欣慰的，这并没有成为苏东坡的绝唱，宋神宗让我们稍感安慰：释放苏东坡，贬谪黄州。
相比监狱，黄州已然是一种享受。灾难性的经历让苏东坡迅速成熟起来。苏东坡的诗词也在这里走向了高峰，走向了多元化。《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豪迈奔放，《前赤壁赋》看透世事万物的淡然，《定风波》里“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乐观自信，飘逸旷达。但这却仍难抵那阕“卜算子”的孤独无告。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如此优美的诗文，正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掩饰不住的凄苦与孤独，是那般地悲情，却又把凄苦与孤独倾诉地如此潇洒，超凡脱俗之境，莫过于此。黄州就这样成全了一个苍茫悲凉的苏东坡。
“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本以为人老志微，终可安享晚年，但却仍不为他的政敌所放过。“发苍苍”、“齿动摇”的苏东坡被赶上了更为偏远的海南岛。“老来事业转荒唐”正是苏东坡最无奈的独白。颠沛流离的岁月已磨去了苏东坡不羁的棱角，也带走了他曾经的壮志雄心，剩下的只是一副力不从心的嶙嶙傲骨和岁月在他额头刻下的沧桑印记。
六十六这道槛苏东坡终究还是没有跨过去，神人也终归于尘落凡间。
苏子的人生海市蜃楼般闪耀着迷人的光彩，不知道来路有什么？可冥冥里，谁是我爱怜的人？ 不知道可以揽住谁的今生来世？
“乌台诗案”当时与苏东坡有交往的几十位人士受到牵连，或被贬，或被罚铜二、三十斤。苏轼家被查抄，家眷、孩子受惊吓。被抄家后，苏轼家人埋怨道，都是写诗惹的祸，把他的手稿拿出来付之一炬，苏轼后来发现，劫后残存的不到三分之一。这对诗人对后人都是很大的损失。《予以事系御史台，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有“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等深情而凄凉的诗句，从这样的诗句和诗题，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心灵的创伤和痛苦的灵魂。“乌台诗案”以后，他被谪黄州，是被监管的对象，在他未来的生涯里，还有流放的漫漫长路和风尘漂泊的岁月。
虽然，文字狱和迁谪的生涯并没有能摧垮诗人的意志、精神和诗兴，但诗人却在流放中老去。而对于后代诗人而言，“乌台诗案”还只是一个开头，今后，更残酷、更惨烈的文字狱将不断地发生，比起明清以后的文字狱来，“乌台诗案”已经算是相当温和的了。当文字狱象秋风扫落叶，如寒冬般严酷地向诗人袭来，使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时候，诗人的心灵所承受的是更多更深的创痕与痛苦，诗人面对的是无边无际的黑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咏史》)到了这样的时候，诗人似乎除了逃避或麻木就别无他途了，而倘若人人都如此，那么诗也就不复存在了。幸好苏轼当时还不至于此，但“乌台诗案”毕竟是中国古代诗人们一个恶梦的开头，它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在于对诗人的打击和迫害，而且还在于：这样的文字狱造就了一批既善于揣摸和迎合上意，又懂诗文，且“嗅觉”敏感异常，擅长于给人罗织罪名的奴才与鹰犬。几乎没有一场文字狱没有这样一帮文人的参与，比起这样可恶的行径来，“文人相轻”应该说是非常自然和可爱的诗人本色了。
诗人是坦荡自在的，但古代中国至此已越来越难容这样的自在了。一首小词竟会引起如此的惊慌和风波，诗人写诗还能如此从容无顾忌吗?这样的时代还能容得下“愁来饮酒二千石……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的狂歌，和“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的酣醉吗?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苏东坡有别于李太白的诗意的理性和清醒的醉意，理解以苏东坡为典型代表的宋人心态与精神特征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如果要对唐宋及以后诗人之醉作一番比较的话，那么，唐人李太白式的醉是沉迷、恣肆的酣畅的醉，宋人苏东坡式的醉是理性、内敛的清醒的醉，而明清诸生徐文长式的醉则是郁愤、悲凉而无奈的佯狂的醉。唐代，尤其是盛唐的酒是最醉人的，而盛唐诗人的醉是最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