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受教于何师广延所开设之〈宋僧词〉课程中，深对僧人词作未被重视的现象感到遗憾。并于课堂中，藉由何师广博的学识所阐述与解释词中的意境，让我对词作的欣赏有了除却风花雪月的刻板印象的领受。对于僧人之词作，更是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其中，让我尤感兴趣的，是僧人词中不乏对于宋代社会现象的含蓄描述。此类描述，除了客观反映出宋代的社会现象，更多了一层僧人悲天悯人的内涵意境。然而，妇女的地位，在历朝各代以来皆未被重视。若藉由僧人怜悯的慧眼与内敛的笔锋来观察之，相信必能更为细腻而不滥情地作一真实反映。故为此文。
二、宋词起源初探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起，对于词这一文体的起源，学者莫衷一是。但是约略有两种看法：
（一）、源自于唐代的近体诗：
谓之诗余者，以词起于唐人绝句，如太白之清平调，即以被之乐府；太白忆秦娥、菩萨蛮皆绝句之变格，为小令之权舆。旗亭画壁赌唱，皆七言断句。后至十国时，遂竞为长短句。自一字两字至七字，以抑扬高下其声，而乐府之体一变，则词实诗之余，遂名曰诗余。（乐府余论宋祥凤）
依上所述，举李太白之清平调被乐府收录以入歌乐为例，说明在歌唱此类作品之时，一开始都是依着诗原本七字一句的形式来唱。直到五代十国时，因为要配合音乐的抑扬顿挫与长短，部份需分解成一字两字或七字的形式来唱和，所以体例便有所变化而成后来的词的形式。此说着重在词一体例完全是出于近体诗的变化而成。而变化的原因，是因为要将诗文入乐并保持音乐的完整。并由于一开始是以近体诗为主，所以将变化之后的词，又称为诗余。
此一说法，着重词与近体诗的直属关系。笔者认为，词的文体跟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点是无可致疑的。但是是否是直接因为近体诗的入乐而起，则不尽然。除了此点之外，更有另一点说法：
（二）、出于乐府
古乐府者，诗之旁行也；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王应麟困学纪闻）
此点说法则把词的渊源再往前推，而至乐府的演变开始生衍。因着乐府顺着诗经一类之古代民间歌谣的集成来说，以阐明乐府的基本性质为一古代民歌的体例。并下推至唐宋的歌行体例，亦是承着此一脉流而成。不过唐宋两代，与西域文化交流甚繁，不但宗教文化有所交流，就连民间歌谣亦受影响。造就唐宋音乐世界的多采多姿。自此，民间吟吟唱唱的歌曲材料，便更为丰富。为应和歌曲材料的多元，民间的歌行体例便产生了些许变化，而不再是诗经，乐府的四字，五字，甚或唐代以近体诗入乐的七字规律，开始有了配合曲调长短而长短不一的歌词。笔者认为，文体之成，必非一人一时之倡导。而是需由时代环境的需求，以及文体演变的依据两项主要变因而起。若是说词体是由近体诗入乐而成。便罔顾了民间庶人对于文体变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文体之所以能够变化的时代环境对文体之所成形的关键影响。自诗经起，吾人可以得知，文学体例必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在知识分子，文人雅士介入文学之前，民歌文学早已在民间广泛流行，不论诗经甚或乐府，都一再证明此点。而唐宋之词的演变，必然也是承着此一脉流而下，与人民生活习惯与社会风俗息息相扣。故以词之生起，为顺着诗经，乐府而下与人民生活、社会现象紧相环扣的文体特质，加上时代环境的多元影响而成，此为一说更为可信。
三、宋僧与僧词的地位
要明白宋僧与其词作在宋代的地位，则不能不从宋代当时的社会思潮来了解起。在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潘梨香的硕士论文中就对宋僧所处的社会思潮做过相当完整的整理。其中分成四点阐述：（一）、三教融合（二）、僧俗交往（三）、援儒入佛（四）、词学兴盛。由这四点可以得知，宋代的时代环境是在各方面都显现多元融合的现象。就连僧人的行为都是显现出世而积极的态度。关于宋僧与其词作的地位的发展，僧俗交往更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僧人之所以从事写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受平日与文士、士大夫交游所影响。佛教大师与儒学士大夫，有密切的交往，这类事例，俯拾皆是。如号称「律虎」的律宗大师赞宁，为王禹偁的好友，其〈文集序〉即禹偁所撰。天台名僧孤山智圆，与隐居西湖的处士林和靖为好友。……禅宗僧人与儒学士大夫交往者更多。如契嵩与欧阳修、陈舜俞、苏轼为好友；东林常聪与周敦颐为好友；大觉怀与二苏为好友；昭觉克勤与张商英为好友；大慧宗杲与张九成为好友，且因反对秦桧，与张九成同被编管。
宋词能够普遍流播于民间，并流行于下层社会，这与它的音乐的实用功效有很大的关系。宋代虽与外患相终始，但始终是沈溺于酣歌醉舞。在君臣上下奢侈淫靡的生活中，在文人学士的蓄妾狎妓的享乐生活中，在各种文娱艺术不断丰富的环境中，词的需要愈是广泛，词的发达愈是迅速，词人的作品也愈是增多了。
综上所述，宋代僧人在社会风潮的带动下，不但积极入世，更与文人雅士广为交往。僧人所交往对象，更是不分宗派，多所交流。除此之外，与僧人交游者，更不乏当代知名的儒学大师、文学大家。由此可知，宋代僧人的地位，不但不会因其身份而没没无闻，相反的，能与各学大家交游，其学识与文学作品的水平，必然有并驾齐驱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表现。于此，我们便不难窥见宋代僧人在其时代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其重要性。其文学作品，更是相当受到一般知识分子的肯定。在当时词取创作兴盛的时代环境中，僧人的词作，更是众多词作中的一股清流。除了藉词作倡导了匡正人心的思想，更处处真实反应出社会现象。在文学地位上，除了有其一定的艺术价值，更带有以词证史的史学价值。故以下便以在众多词僧中词作最丰的仲殊及其作品，来探讨其中反映出的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
四、仲殊生平略考
本节着重在经由对仲殊其人其事有一客观了解，以利于吾人对于其词作的内容思想，有一正确的把握。以下便以其人其事两部份分别阐述：
（一）、仲殊其人：
仲殊，名挥，姓张氏，法号仲殊，字师利，或称师利和尚，或称蜜殊。安州（今湖北安陆）人。宋龚明之《中吴纪闻》有载：
仲殊字师利，承天寺僧也。初为士人，尝与乡荐，其妻以药毒之，遂弃家为僧。工于长短句，东坡先生与之往来甚厚。时时食密解其药，人号曰蜜殊。有《宝月集》行于世。
宋周南《山房集》前集卷五题跋中〈书僧仲殊诗词真迹后〉云：
右僧仲殊诗词，癸亥（嘉泰三年，一二０三）秋，得于叶石林家。石林书院，今景德寺侧，天台倅叶松所居是也。叶氏谓此编仲殊所自写，牒背皆元佑间刺字。殊死于承天寺僧房，尝见老僧能言其诗甚异。嘉定庚午（三年，一二一０）周南书。
由以上数据可以得知，仲殊在出家之前是一位读书人，曾经受过乡荐。其出家的因缘，因其游荡不羁的个性招致其妻曾以毒药毒之，后来便弃家为僧。在当时与苏东坡交往甚繁。因为需常常食密来解其所中之毒性，所以时人便称他为蜜殊。曾经居住过杭州吴山宝月寺与苏州承天寺。故有《宝月集》行于世。
（二）、仲殊其事：
宋代的俗僧交游甚繁，仲殊亦不在其外。常与仲殊交游者，又以苏轼最有代表性。故以下便藉由仲殊与苏轼的交游与互动来一窥仲殊其人性情。在苏轼的许多作品中，皆对仲殊多所提及。苏轼的〈安州老人食蜜歌〉即写仲殊：
安州老人心似铁，老人心肝小儿舌。不食五谷惟食蜜，笑指蜜蜂作檀越。蜜中有诗人不知，千花百草争含姿。老人咀嚼时一吐，还引世间痴小儿。小儿得诗如得蜜，蜜中有药治百疾。正当狂走捉风时，一笑看诗百忧失。东坡先生取人廉，几人相欢几人嫌。恰似饮茶甘苦杂，不如食蜜中边甜。因君寄与双龙饼，镜空一照双龙影。三吴六月水如汤，老人心似双龙井。
又元佑六年（一０九一），苏轼自杭还朝，夜宿吴淞江，仲殊前来拜访，苏轼作〈破琴诗并引〉，其〈引〉曰：
元佑六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州还朝，宿吴淞江，梦长老仲殊挟琴过。余弹之，有异声，就视琴颇损，而有十三弦。予方叹息不已，殊曰：「虽损尚可修。」曰：「奈十三弦何？」殊不答，诵诗云：「度数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筝是响泉。」予梦中了然识其所谓，既觉而忘之。明日昼寝，复梦殊来，理前语，再诵其诗，方惊觉，而殊适至，意其非梦也。问之，殊盖不知。是岁六月，见子玉之子子文京师，求得其画，乃作诗并书所梦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诗及行草书。复古名迪，画山水草木，盖妙绝一时。仲殊本书生，弃家学佛，通脱无所著，皆奇士也。
苏轼对于仲殊的赞美还不尽于此，今藉上述两项资料便可对两人的互动与亲密有所了解。亦可看出，仲殊富有文人文采以及僧人超脱圆融的性情内涵。以其坦荡不拘礼法以及通脱的个性，做起词来，必也能对宋代社会现象有如实而中肯的反映。以下便针对其部份词作，来探讨女性于宋代社会的人物形象。
五、由仲殊词作三阙来探讨宋代女性的人物形象
宋代重文轻武的政治风气，使得读书人普遍受到社会重视。再加上饱读诗书的骚人墨客们，兴致所致，免不了得要藉由吟吟唱唱来抒发满腔的情绪。除了自己本身的感触抒发之外，更有人喜欢到青楼技院饮酒作乐。我们无法说，宋代的知识分子们到了青楼，都纯粹从事着艺文工作，而无世俗鄙陋之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着相当的文学作品，的确常常是经由此一场合而生。于是，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风气的束缚之下，青楼妓女为了配合文人雅士的艺趣，反而比一般传统妇女多了熟读诗书的需要与机会，并常常成为词中故事的主角。于是，从众词家的词作中去探讨女性的人物形象，在学界其实并不是件稀奇的事。然而，在宋代俗僧交游的风气带动下，参与词学创作的，除了一般士人，更多了一种特别的身份－－僧人。女性形象，在士人豪放不拘以及大男人主义的思想性格下，容易流于露骨而滥情的描绘。然而，从目前疏于被投注关心的僧人词作中，对于女性的描述，找寻可供给我们的另一个角度的了解，这便是一项很有趣的尝试。故以下，便以仲殊词作中的三首作品来作一初步的窥探。这三首词作，分别描绘了三种不同身份的女子及其不同状况下的人物形象。以下便分三点列述之。
（１）思念离人的思妇：
【玉楼春】
飞香漠漠帘帷暖。一线水沉烟未断。红楼西畔小阑干，尽日倚阑人已远。
黄梅雨入芭蕉晚。凤尾翠摇双叶短。旧年颜色旧年心，留到如今春不管。
此词上片写思妇在幽静的房内，倚着阑干来思念离人。词中藉由飞香、帘帷与未断的水沈烟，带出房内幽静的氛围。此一氛围好似透露出万般皆已默静，唯有扰人思绪纷飞。于是妇人倚着阑干，让狂奔的思念，追随离人而去。于此更是透显出妇人的寂寞、无奈与深情。
下片首先点出时序为黄梅雨季。看见雨中芭蕉，不免触景生情。「旧年颜色旧年心」指出妇人深情依旧，惟离人负心，徒留深情妇人独守空闺。尽管思念之情至极，心中哀愁，不但离人不知疼惜，就连春天亦自展芬艳，不顾妇人心中愁苦。这一春一妇，形成强烈的对比，将妇人因思念而显露的孤寂，再次映衬而出。此词写来，一位深情落寞的女子，跃然纸上。
（２）投牒告夫的怨妇：
【踏莎行】
浓润侵衣，暗香飘砌。雨中花色添憔悴。凤鞋湿透立多时，不言不语厌厌地。
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鳞鸿寄。想伊只诉薄情人，宫中谁管闲公事。
此词上片以「浓润侵衣」来比喻下雨雨势的强烈。让衣服都浓深地被雨水给侵浸湿透成厚重的样子。女子身上的胭脂，因体热蒸散雨水而和着的香味，暗暗的漂流出来。「雨中花色添憔悴」一句进一步写出以女子弱不禁风的体质，奈何甘愿久立雨中？在雨中，女子本嬴弱的身子更显憔悴了。若非有连生命都可不顾的原因，不会如此。「凤鞋湿透立多时，不言不语厌厌地。」如此身体受折磨的状况，仍然强忍着而不言不语低依旧伫立雨中。心中哀凄，难以笔墨衡量。
下片便道出久立雨中的原因。原来妇人投牒告夫贪新厌旧。「想伊只诉薄情人，宫中谁管闲公事。」如此催折玉损的投牒告夫，依旧无法得到公平的对待。为何妇人需久伫雨中而投诉无门？乃因官府将此当为「闲公事」相应不理。让受欺压之妇女，如此牺牲于中国长久以来的大男人主义思想下。可见当时妇女地位之卑微。
此词写来，如泣如诉，令人心生怜悯。并描绘出官家不恤民隐，与社会歧视妇女的不良风气。由中，吾人不难窥见，宋代妇女地位不彰。但此时的妇女却明显多了一份抗争的勇气。虽说妇女地位不彰，但此时的妇女却明显多了一份生气与活跃。以其能够突破传统以行告夫之事便可见一斑。
（３）追忆往事的多情妇：
【念奴娇】
故园避暑，爱繁阴翳日，流霞供酌。竹影筛金泉漱玉，红映薇花帘箔。素质生风，香肌无汗，绣扇长闲却。双鸾栖处，绿筠时下风箨。
吹断舞影歌声，阳台人去，有当年池阁。佩结兰英凝念久，言语精神依约。燕别雕梁，鸿归紫塞，音信凭谁托。争知好景，为君长是萧索。
此词上片写一女子重游故园，触及往日与情人一同经历的美景，不禁忆念起彼此相依相恋的感情。景物依旧，往日种种历历在目，「双鸾栖处」却已「绿筠时下风箨」。此地良人不在，徒留空干的笋壳被风吹得滚动。此景更添寂寥。
下片再写追怀之情。亭台依旧而人事全非。「佩结兰应凝念久，言语精神依约。」不禁凝想起彼此言语精神的依约。但是燕鸿各自归其宿，音信已难托。虽然眼前好风好景，心情仍不免抑郁。
此词中之女子，有别于一般的深闺怨妇，以及投牒告夫、勇气与悲怨十足的柔弱妇人，其中思念为一种对旧情感追忆的思绪；是尘埃落定的情感沈淀。在鸿燕各有其归宿之后，深情女子依旧于心头留住往日的种种美好情事。此词写来，别有一番凄美。
由这三种对于女子姿态的描述，我们便可对于宋代的妇女人物型态，于吾人脑海中建立起一深刻的画面。不仅如此，我们更从中看出了宋代一般存在的社会风气与官僚作风。这些都是赏词之外的额外收获。也是僧词之所以存在的重要价值之一。
六、结论
由宋僧词作中去发掘宋代的人物形象，除了能对词作内涵有一深刻的印象，更可以达到以词证史的史学价值。描写人物的形象，本就是此类词作中画龙点睛之精华所在。其中，对与景物的刻画，对于衣着的描绘，对于社会现象的反应等都可以藉由对于人物的刻画此主题有衍申的交代。这些，都是词作所兼具的史学价值。除此之外，词作其严峻的格律与华丽的辞句，也都造就了词作不可抹灭的艺术价值。本文所谈的仲殊之词作，便是兼具以上种种特色与价值的代表。不论在文字用词的艺术性上，在以词证史的史学价值上，在发扬通融睿智的思想价值上都堪称僧词中之楷模。
撰文者：颜建益／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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