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诗相对盛唐诗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风骨的变化。本文具体地描述了中唐韩孟、元白两大诗派的诗歌在风骨上的变化情况，并从诗人的思想性格、精神境界、审美观念、构思方式等方面对变化的原因作揭示。

中唐诗风相对盛唐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风骨的变化。本文论述的就是这一变化过程。
在中唐前期的诗坛上，除了李白、杜甫等少数盛唐诗人的作品继续表现出骨力遒劲的特点外，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诗作都失去了这一点。可以说遒劲骨力的普遍丧失，是中唐前期诗歌相对于盛唐发生的最大变化。只有韦应物、顾况、戎昱有几首诗表现出一定的骨力。例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就曾说)：”顾况诗多在元白之上，稍有盛唐风骨处。”但有气骨的诗作毕竟太少了。明代胡应麟”气骨顿衰”一语，是对这一阶段诗风的最好概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钱仲文集提要》云：”大历以来，诗歌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子实为职志。”确实，中唐前期诗风在各个方面的变化都和“气骨顿衰”有关)正是由于缺少气骨，他们虽然追求兴象玲珑的风格却难于达到浑融之境界；正是由于缺少骨力，才使他们的诗虽然追求平淡自然却失之于单薄；正是由于缺少骨力，才使诗人们虽然有意追求高、逸的境界，却缺乏飞动的意趣；正是由于缺少气骨，才使他们奇特流于尖巧，不能致盛唐之雄奇。关于这一时期气骨顿衰的表现，前人已作了许多描述，兹不多言。
中唐前期诗歌气骨顿衰由多种因素促成，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残酷的社会现实使诗人们不得不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无法去追求更高远的人生目标，精神境界普遍降低。由于很少考虑自己在社会乃至宇宙中的价值，也没有盛唐人那种深广的忧愤，中唐中期诗人很少写咏怀诗、咏史诗，因为他们的胸怀无须借此类题材来抒发。恰如胡震亨所说的那样：“说大历诸家风尚，……自刘、郎、皇甫，以及司空、崔、耿，一时数贤，工于浣濯，自艰于振举，风干衰，边幅狭，专诣五言，擅场饯送，此外无大篇伟什岿然集中。”[1]“边幅狭”
正是“风干衰”的表现。
盛唐培养出来的帝王师式的行为风范在安史之乱后受到肃宗的整治，新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普遍缺少帝王师式的行为风范。这也大大地限制了诗人的想象力，思维的空间和时间的跨度大大地缩小了，超迈的兴象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中唐前期占有优势地位的皎然一派的风雅观并未把寄托人生意气以振兴诗歌的风力作为一项内容。皎然《诗式》卷一“诗有四不”中的“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力劲而不露，露则伤于斤斧”[2]“诗有二要”中的“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3]，虽然也主张用气用力，但加上了限制，防止过头。从理论上来说，他的立论是有道理的。若真的做到了“气高而不怒”、“力劲而不露”，其风骨最接近盛唐。但理论上的圆通并不等于实践上的不偏不倚，在创作中往往只是得其一偏，顾及了“不怒”，“不露”，结果连“气高”、“气劲”也未能表现出来。皎然“气高而不怒”之说虽然没有明言，其实是参照盛唐风骨提出来的，但按照盛唐诗总结出来的理论去创作，写出来的很可能和盛唐诗相去甚远”况且皎然不从社会环境作用于诗歌内容的角度来谈如何作诗，只是在创作经验、技巧这一层次来谈诗的写作，尽管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在创作中却难收到预期之效果”如”诗有四深，一条云：“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式；意度盘礴，由深于作用”[4]，把气象飞动、意度恢廓看作是讲究体式和作用的结果，显然没有抓住要害。可见中唐前期不仅在创作中未能表现出风骨，在理论上也缺少对风骨的全面认识。
到中唐后期，社会稍趋安定，特别是唐宪宗朝廷的一系列振作有为之举，又一定程度上激起了诗人的济世热情，诗人的精神境界也有所提高，作品中的风骨也随之加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唐前期气骨顿衰的局面。但和盛唐还无法相比：一是作品不像盛唐那样普遍带有风骨，二是他们作品的风骨缺少像盛唐那样充盈的内在力量。因此，尽管中唐诗人也把风骨看得很重要，但在后人的心目中他们的诗还是缺少风骨的，也很少有人用风骨之类的词汇来形容他们的诗风。如《珊瑚钩诗话》云：“诗以意为主，又须篇中练句，句中练字，乃得工耳。以气韵清高深涉者绝，以格力雅健雄豪者胜。元轻白俗，郊寒岛瘦，皆其病也。”可见在诗话作者的心目中，中唐后期两大诗派代表人物的创作在“格力雅健雄豪”方面是有所欠缺的，而且造成这种欠缺的正是他们的特点。
元稹曾说自己三十多岁刚入仕途时，作诗以“全盛之气，注射语言。”[5]。白居易也称赞他说：“顾我文章劣，知他气力全。”[6]但这种“全盛之气”如言少年气盛，指作诗时敢于骋才斗胜和敢于讽谕现实，因此他这个时期的诗并没有多少豪气纵横之作。倒是后来的《放言五首》、《有酒十章》等抒写世路艰难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骨力。如《放言五首》其一云：“近来逢酒便高歌，醉舞诗狂渐欲魔。五斗解醒犹恨少，十分飞盏未嫌多。眼前仇敌都休问，身外功名一任他。死是等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7]《有酒十章》其七云：“有酒有酒方烂漫，饮酣拔剑心眼乱，声若雷砰目流电。醉舞翻环身眩转，乾纲倒轧坤维旋，白日横空星宿见。一夫心醉万物变，何况蚩尤之蹴踏，安得不似熊罴战？呜呼，风后力牧得亲见，我可奈何兮又进一杯，除健羡。”[8]醉舞狂歌之中，有一种豪横之气”冯班“元相时有学太白处”一语大概就是指这些作品而言。
白居易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但在气力上却有欠缺。只有一部分直刺贪官污吏的讽谕诗，如“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齿食人肉”之类的句子表现一种刚正之气外，其它诗作很少显示出骨气超迈的特点。且看他的两首和李白《行路难》《将进酒》题材很相近的诗《江南谪居十韵》和《劝酒》：
自哂沈冥客，曾为献纳臣。壮心徒许国，薄命不如人。才展凌云翅，俄成失水鳞。葵枯犹向日，蓬断即辞春。泽畔长愁地，天地欲老身。萧条残活计，冷落旧交亲。草合门无径，烟消甑有尘。忧方知酒圣，贫始觉钱神。虎尾难容足，羊肠易覆轮。行藏与通塞，一切任陶钧[9]。
劝君一杯君莫辞，劝君两杯君莫疑，劝君三杯君始知。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天地迢遥自长久，白兔赤乌相趁走。身后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君不见，春明门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游人骑马出不得，白舆素车争路行。归去来，头已白，典钱将用买酒吃[10]。
虽然与李白的诗题材相近，主题相近，但缺少李白那种横发之意气，只是在那里娓娓说理，骨力之有无，一眼即可判定。
以岳阳楼为题材，盛唐人写下了许多骨力遒劲之作。白居易也写了。题岳阳楼，一诗：“岳阳楼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曲栏。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此地唯堪画图障，华堂张与贵人看。[11]诗所描写的境界也未尝不够阔大，但这阔大的景物当中没有诗人壮逸之气的激荡，使人感不到有一股雄浑的气魄。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云：“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12]说的就是元白虽然才华横溢，作诗时挥洒自如，场面也很阔大，看起来像很有力量，其实中间缺少内在气韵的特点。因为没有内在骨气的激荡，篇中的兴象就飞动不起来，整首诗也就不能给人一种刚健的力量。
元白诗派的先驱王建有几首写给武将的诗倒是很有气势，如《赠田将军》：“初从学院别先生，便领偏师得战名。大小独当三百阵，纵横只用五千兵。回残匹帛归天库，分好旌旗入禁营，自执金吾长上直。蓬莱宫里夜巡更。”[13]诗的气势雄壮，令人想起王维的《老将行》中对将军勇武的描写。
元白等人诗中没有表现出盛唐人那样的风骨，除了行为风范、思想性格、精神境界等方面的因素作用外，与他们对风骨的特殊认识有着很大关系。皎然在《诗式》当中从创作经验这一层次来谈对风骨的看法，认为诗中能否写出风骨，主要在于作用和体式的讲究与否。元白则进一步提出有关“格力”的理论，大量创作格诗以提高诗的骨力。这样作出来的诗与他们写的那些“新艳小律”相比，格力确实有些不同，但这种格力与盛唐人所强调的风骨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在体现风骨上，韩孟诗派较元白诗派略胜一筹，当中最接近盛唐之风骨的是李贺的一些诗作。如《吕将军歌》、《白虎行》、《浩歌》、《南园十三首》中的“男儿何不带吴钩”、“寻章摘句老雕虫”、“长卿牢落悲空舍”，《马诗二十二首》中的大部分诗作，都表现出了盛唐人那种意气风发的气骨。诗中“不须浪饮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唯浇赵州土”、“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刚健豪迈之气，足当盛唐之作。可惜由于时代的限制，李贺并没有写出更多这类诗作，而且许多豪迈之作中带有一种悲凉色彩，不像盛唐人那样昂扬潇洒。《浩歌》中“筝人劝我金屈卮，神血未凝身向谁”、“桐风惊心壮士苦，恨血千年土中碧”等诗句，《马诗》中“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夜来霜压栈，骏骨折西风”等诗歌都是这样。盛唐诗中有像高适那样的悲慨之作，但那种悲慨仍不失昂扬的基调，仍带有雄浑壮逸之气，李贺的悲慨却不是这样。除了李贺之外，贾岛也偶尔写出几首带有盛唐气象的诗歌。谢榛《四溟诗话》云：“韩退之称贾岛‘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为佳句，未若‘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气象雄浑，大类盛唐。”[14]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这两句诗“置之盛唐，不复可别”[15]。
但韩孟诗派所表现出的风骨和盛唐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气势上，除了韩愈以外，孟郊、贾岛、卢仝、刘叉等人明显不如盛唐。孟郊平时作诗，气局不大，一旦和韩愈联句，便使足了力气，争奇斗险，诗中也就带有一种气势。如《远游联句》中的“观怪忽荡漾，叩奇独冥搜，海鲸吞明月，浪岛没大沤。我有一寸钩，欲钓千丈流。良知忽然远，壮志郁无抽”，气势宏大，但这样的诗并不多。气势不足带来下面两个特点，一个是“有骨无风”，盛唐诗的风骨可以用“骨气翩翩”、“骨气端翔”来形容，而孟郊等人的诗中没有那种飞动的气势，不能以此来形容，他们有意追求一种峭直瘦硬的风格，这种风格只合用一个“骨”字形容，孟郊《戏赠无本》其一云：“瘦僧卧冰凌，嘲咏含金痍。金痍非战痕，峭病方在兹。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16]从孟郊、贾岛等人的诗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诗骨”。李贺的“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两句诗恰可用来形容他们的诗骨。在韩孟诗派之外，柳宗元的诗也显示出一种峭拔之骨。因气势不够而带来的另一个特点是“有句无篇”。司空图说：“贾浪仙诚有警句，观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寒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17]实际上他们就是因气势不够，不能把那些光怪奇特之句联成一气。司空图认为“寒涩”是造成气势不足、有句无篇的原因。这与《珊瑚钩诗话》中所说的“郊寒岛瘦”导致缺乏“雅健雄豪之格力”的说法是一致的。
韩愈虽然是韩孟诗派的一员，但气势比其他人大得多。其他人气势不足，而韩愈则沛然有余。韩孟联句，在气势上到底是谁带动谁，为一桩“历史公案”。朱熹说是孟郊吃饱了饭，撑足了力气，带动韩愈。但只要看着他们平时各自的创作，恐怕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韩诗的气势是远远胜过孟诗的。孟郊称韩诗为“诗涛”，是非常精到的。韩愈的文章被苏洵喻为长江大河，韩愈的诗也是这样。在他的诗中，一切意象都能被巨大的气势鼓荡起来。方东树《昭昧詹言》对这一点有精彩的描述：“韩公当知其‘如潮’处，非但义理层见叠出，其笔势涌出，读之拦不住，望之不可极，测之来去无端涯，不可穷，不可竭。当思其肠胃绕万象，精神驱五岳，奇崛战斗鬼神，而又无不文从字顺，各识其职，所谓‘妥贴力排奡’也。”我们还是以岳阳楼诗为例：
洞庭九州间，厥大谁与让？南汇群崖水，北注何奔放。潴为七百里，吞纳各殊状。自古澄不清，环混无归向。炎风日搜搅，幽怪多冗长。轩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巍峨拔嵩华，腾踔较健壮。声音一何宏，轰輵车万两。犹疑帝轩猿，张乐就空旷。蛟螭露笋虡，缟练吹组帐。鬼神非人世，节奏颇跌。阳施见夸丽，阴闭感凄怆。朝过宜春口，极北缺堤障。夜缆巴陵洲，丛芮才可傍。星河尽涵泳，俯仰迷下上。余澜怒不已，喧聒鸣瓮盎。明登岳阳楼，辉焕朝日亮。飞廉戢其威，清晏息纤纩。泓澄湛凝绿，物影巧相况。江豚时出戏，惊波忽荡漾。时当冬之孟，隙窍缩寒涨。前临指近岸，侧坐眇难望。涤濯神魂醒，幽怀舒以畅[18]。
同样是登岳阳楼诗，在气势上，白居易远不及盛唐，而韩愈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开头到中间，从各方面引喻连类，描写洞庭湖之浩大，却丝毫不见气馁力竭之态。二十多句，一气呵成，恐怕连盛唐人也难与匹敌。韩愈作文讲究养气，韩愈作诗，同样达到了“气盛言宜”的境界。乾隆御定《唐宋诗醇》评韩愈诗云：“今试取韩诗读之，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不减于李；其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诚不减于杜。而风骨崚嶒，腕力矫变，得李杜之神而不袭其貌，则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19]前几句说的就是韩诗气势雄壮，不减盛唐的情形，而后面几句则是对韩诗风骨特点的描述。“风骨崚嶒，腕力矫变”，正是韩愈作为一个中唐诗人在风骨上不同于盛唐人的地方。盛唐诗的风骨是内敛的，诗中含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读来但觉骨气端翔却不见用力之痕迹。而韩愈诗的风骨则是外射的，如剑拔弩张，金刚怒目，处处都能见用力的痕迹，有力气却无风韵。孟郊等人因气势不够而不似盛唐，韩愈气势有余而不似盛唐，韩愈只有个别几首小诗能不露怒张之势，有似盛唐之境界。如《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荆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新破蔡州回。”[20]诗中情绪昂扬，骨气顺畅，使人联想到王维“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的诗句。汪琬说这首诗与作者其它诗“气度自别”[21]查慎行也说：“气象开阔，所谓卷波澜入小诗者。”[22]
《唐宋诗醇》中说韩愈“风骨崚嶒。腕力矫变，得李杜之神而不袭其貌”，只是就总体倾向而言，其实杜甫后期的许多诗作已经表现出“风骨崚嶒。腕力矫变”的特点。韩孟诗派那种骨力外射、有骨无风的特点在杜诗中已见端倪，他们在风骨上的特点，可以说是沿着杜甫开启的方向发展而来的。。
中唐后期除了韩愈之外，诗中最具骨力的是刘禹锡。王夫之认为刘禹锡的七言绝句“宏放出于天然”，瞿蜕园补充说：“王氏虽只就七言绝句言之，其所谓宏放出于天然者，亦实足以概其全体。”。而且刘诗的风骨近乎盛唐，与中唐后期诸家有明显不同。如《西塞山怀古》、《和董庶子古散调词赠尹果毅》、《平蔡州二首》、《平齐行四首》、《城西行》、《和白侍郎令狐相公镇太原》等诗都是兴象超迈、骨气充盈之作，和盛唐之不同者，就在于用语踔厉，时带中唐人之色彩。刘禹锡向来被称为豪健者，他为人通达，在备历艰难之中始终保持乐观的情绪，很接近盛唐人昂扬潇洒的性格，他的诗豪迈刚健而疏朗明快，也最接近盛唐。我们从他的《元和十一年自郎州承召至京城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晚年和白居易唱酬的那些诗作中都可以看到一股豪迈疏朗之气。如《酬乐天偶题酒瓮见寄》：“从君勇断抛名后，世路荣枯见几回。门外红尘人自走，瓮头清酒我初开。三冬学任胸中有，万户侯须骨上来。何幸相招同醉处，洛阳城里好池台。”在闲适中透了一种豪放之气，而白居易的闲适之作就做不到这一点。但也应该指出，刘诗没有元白之“轻俗”，没有孟、贾之“寒瘦”，风骨最近盛唐，也最不带中唐色彩，这使他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影响却反而不及他人。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看出，中唐后期诗人都曾表现出对风骨的推崇和追求，但他们的大多数人都未能写出完全意义上的盛唐风骨。或是“力勍气孱”，或是“有骨无风”、“有气无韵”。因为盛唐风骨赖以产生的行为风范、思想性格、精神境界、审美观念、构思方式在中唐前期的基础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诗中的风骨也随之出现了新的变化。

注释：
[1]《唐音癸签》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2] [3][4]《诗式校注》第14、16页。
[5]《叙诗寄乐天书》，《元稹集》卷三十，第3520页。
[6]《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白居易集笺校》卷十七，第1058页。
[7][8]《元稹集》卷十八，第204页。卷二十五，第298页。
[9][10][11]《白居易集笺校》卷十七，第1057页。卷二十一，第1452页。卷十七，第1441页。
[12]《司空表圣文集》卷一。见《元稹集》第812页《附录》。
[13]《全唐诗》卷三百，第3409页。
[14] 卷二。
[15] 卷四。
[16]《全唐诗》卷三百七十七，第4235页。
[17] 见《升庵诗话》卷三。
[18]《岳阳楼别窦司直》、《韩昌黎诗编年集释》卷三，第。316-317页。
[19][20][21][22]《韩昌黎诗编年集释·附录》，页1339。卷十。第1074页。卷十，第1075页。卷十，第1057页。
[23] 见《刘禹锡集笺证·附录四·余录》第1789页。

[作者简介]：吴相洲（1962—），男，辽宁义县人，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统战部部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

作者通讯地址：首都师范大学统战部，北京 10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