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晚唐诗风大多色泽艳丽，格调低沉，杜牧诗歌却以“雄姿英发”（《艺概》）著称于绮靡颓废的晚唐诗坛，但晚唐诗坛的颓废感伤情调在其诗中也隐约流露，主要表现在伤今怀古的悲悼情绪和明哲保身的处世思想上。其主要原因在于晚唐时代颓败的黑暗现实给诗人投下的心灵阴影及希望与失望，热情与冷遇而导致的个人心理平衡的失调。

杜牧是晚唐时著名诗人，与同时代的李商隐齐名，有“小杜”之称。现存的200多首诗反映了广阔的社会内容，其诗风格俊爽、精炼含蓄，情调大多积极健康。但晚唐王朝已逐步走向衰落，时代把失望与沮丧的阴影投在文人的心灵中，杜牧作为这一时期的文人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其诗中流露的消沉情调便是晚唐悲观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独特转化。主要体现在伤今怀古的悲悼情绪和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上。

一、伤今怀古

晚唐诗坛值得注意的是伤今怀古之作大量涌现，大都表现出伤悼情绪。如《唐诗鼓吹》对中晚唐诗人许浑、薛逢、陆龟蒙、皮日休、杜牧、李商隐、谭用之等作品选录为多，所选作品多为伤时感怀、感伤现实之作，较准确地反映了中晚唐诗人的面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就是这种伤悼情调的开始，自此之后，伤今怀古的情绪油然而生，像许浑《咸阳城东楼》、刘沧《长洲怀古》、薛逢《怀古》，王枢《和严恽落花诗》等。杜牧诗中怀古以伤今的诗的数量较多，即使在一些登高咏怀、模山范水之作中，也注入了对社会、历史的感慨，体现了深沉的历史感和伤今怀古的悲悼情绪。如《登乐游原》长空淡淡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诗人怀古寄慨，即景生情，用比兴手法写孤鸟长空，抒发了盛衰兴亡之感。再如《过勤政楼》：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台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勤政楼名叫“勤政务本之楼”，建成于唐玄宗年间，是玄宗时代成盛世的标志。首句用“千秋节”事，追述开元盛世繁荣昌盛之局面：“日进万寿酒，王公戚里金镜子绶带，士庶以结丝承露囊更相问遗”（《唐会要》）[1]。第二句笔锋陡转，昔日盛世标志的勤政楼而今却被人冷落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苔藓仍然自得其乐、肆意蔓延，年年趁着雨天爬到勤政楼门前。这首诗慨叹盛世一去不返，下句伤今，上句怀古，于伤今怀古中抒发了颓唐的现实已无法挽回了的忧患意识。[2]又如《题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江南怀古》：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鸟来鸟云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车书混一业无穷，井邑山川今古同。戊辰年向金陵过，惆怅闲吟忆庾公。这两首诗在写法上有共同之处，即都以“今古同”三字把现实和历史结合起来，入于史；又以“惆怅”二字结束，从历史的长河中恢复到现实中来，出于史。古的已成为历史，今的也无法挽留，在一入一出中体现了盛世兴亡无法抗拒的哲理意味：历史已成为烟云，空有人嗟叹；山川文物依旧，留待后人沉吟；今古同一归宿，留下的只有天高云淡而已。怀古伤今，起伏相因。诗中提到的不过是草天鸟人，山川井邑等寻常景物，但这些景物却在杜牧笔下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图画，正是“景物不尽人自老，谁知前事堪悲伤”（《大雨》）。这种情绪进一步发展，便进入了孤独茫然，如《题敬爱寺楼》中：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楼。独登还独下，谁会我悠悠？诗的后句，不禁让人联想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作中于天地悠悠中仍可看到前已有古人，而且也相信后亦有来者。而杜牧中则于天地中不见前者，亦不见后者。独登独下，陷入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无奈何情绪中，郁结难解，愁苦孤独。这种委衰情绪恰恰相反与陈子昂的“开创者的高蹈胸怀，一种积极进取，得风气先的伟大孤独感”[3]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杜牧在分司东都和三守僻左期间，尽管有友来往，不会寂寞，但朋友的交游和安慰仍抹不去他淡淡的哀愁。初盛唐诗人在伤今怀古中往往高瞻远瞩，放眼长望；中唐诗人渴望中兴，重振大唐雄风；而晚唐诗人则在岁华变迁、昔盛今衰中抒发悲伤情绪。杜牧伤今怀古的作品中明显流露出伤悼情绪，正是他精神面貌的反映，是他对于唐王朝衰落的认识，他带着一种对于过去繁荣昌盛的眷恋，中兴已成一梦的现实，又面对凄凉黑暗，体认兴衰成败、悲欢离合都无法抗拒的现实［4］。

二、 明哲保身

杜牧是有远大理想和雄伟抱负的诗人，在晚唐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时代，他渴望力挽狂澜，济世安民。在《郡斋独酌》中他写道：“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然而长期的宦海生活也教会了他明哲保身之理。大和九年，杜牧满怀希望的回到长安，结束了十年的慕僚生活，而当时的政治现实却使诗人忧虑万分，文宗为了摆脱宦官仇士良等的操纵，宠信投机钻营的李训、郑注等。杜牧的知已李甘曾因反对郑注拜相一事，被贬为司马。李中敏等知已也因揭发郑注未成而被迫离京或含冤被逐。在权臣当道、朝政腐败的情况下，杜牧也感觉危惧，“每虑号无告，长忧骇不存。随行惟跼蹐，出语但寒暄”（《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也正在这一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杜牧分司东都，避过了一场政治风波。正如白居易所写“福祸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这与李商隐敢于抗争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此事发生四年后，杜牧又到长安任左补阙，此时好友李甘已经死于贬所，杜牧很想上书为友雪耻，但对当时朝政的混浊仍有顾虑，只好“题此涕滋笔，以代投湘赋”。也许是分司东都，避过灾祸这件事，使杜牧司悟出了三缄其口的至理，杜牧也由“刚直有奇节”，“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新唐书·杜牧传》卷一六六），变得畏首畏尾，明哲保身了，如《东都送郑处诲校书归上都》：故人容易去，白发等闲生。此别无多语，欺君晦盛名。在抒发了感慨之后，曾经齿少气锐的杜牧劝朋友隐忍退缩。如果说在洛阳他的明哲保身思想感情还是隐约流露的话，那么在守黄州时写的《自遣》中就更明显了：四十已云老，况逢忧窘余。且抽持板手，却展小年书。嗜酒狂嫌阮，知非晚羌蘧。闻流宁叹咤，待遇俗不亲疏。遇事知裁剪，操心识卷舒。还称两千石，于我意如何？这时杜牧的处世哲学是闻言只表慨叹，处世不亲不疏，遇事须知裁剪进退。“且抽持板手，却展小年书。还称两千石，于我意如何？”充分表明了他企图逃避现实斗争，不再追求功名事业。在池州期间，这种思想有增无减。“草色人心相与闲，是非名利有无间”（《洛阳长句二首》），可以看出他对是非名利已看得不那么重要了，所追求的是闲静，是陶渊明似的生活，不再有什么奢望了。再如《新定途中》、《除官归京睦州雨霁》：无端偶效张文纪，下杜乡园别五秋。重过江南更千里，万山深处一孤舟。姹女真虚语，饥儿欲一行。诚深须揭厉，休更学张纲。张文纪即张纲，东汉人，顺帝时，官御史，上书弹劾权奸梁冀及其弟梁不疑，被出为广陵太守。前者诗人以张纲自比，因性情刚直，得罪权臣，“三守僻左，七换星霜”，已经微露悔意。后者更鲜明地指出“休更学张刚”，此次回京做官，应学世故点，不至于像以前那样刚正，为世道所不容，尽管不无愤激之词，但也看也他消极处世思想的发展，与少壮时发扬蹈厉，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大不相同了。他回到长安后“自笑卷怀头缩脚，归盘烟蹬恰如蜗！”（《朱坡绝句三首》）。由于朝政昏庸，政治上斗争盘根错节，年纪不足五十的杜牧不再想锋芒毕露地在政治舞台上纵马驰骋，而打算象蜗牛一样“归盘烟蹬”，把头角缩到保护壳里去。杜牧在最后几年，壮志逐渐消退，坷坎的仕途磨掉了早年的锐气，“且免材为累”（《新转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吴兴，书此篇以自见志》）的处世原则。在《长安杂题长句六首》里，写了当时长安城中权贵争为豪侈，士女耽于游宴，而自己则避远权势，淡泊自守。“可怜铅椠竟何功”“一瓢烟巷日空高”“师友琅琊邴曼容”，他自比安居陋巷的颜回、铅椠著书的扬雄，而想效法养志自修、作官不肯过六百石的邴曼容。[5]到了晚年，这种情绪日益突出，寄情山水，修真养性。“哆侈不劳文似锦，进趋何必利如锥？钱神任乐尔知无敌，酒圣于吾亦庶几？”不仅功名轻视了，世间的一切都看得淡漠，无须再追求了，而迷恋于“云容水态还堪赏，啸志歌怀亦自如”（《齐安郡晚秋》）的啸吟烟霞的生活了。

三、原因初探

上述杜牧的伤悼情绪、避世思想的形成有时代原因，也有个人原因。时代精神对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刘勰早就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初盛唐时期的诗人追求昂扬，追求壮大，追求崇高，即使王维笔下的夕阳也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毫无伤感情绪。中唐以后，怀古咏史之作渐多，已露飒飒之风，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瞻望中尚有希望。至晚唐，社会矛盾激化，政治腐败，国运衰微，这种时代阴影投射到诗人心里，便形成了低沉情绪。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使晚唐社会走向了迟暮。以文宗为例。大和九年，郑注谋诛宦官，诈言左金吾听事后石榴夜有甘露，准备乘文宗让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前往观察时，伏兵将宦官杀掉，但事泄为宦官觉察，宰相王涯等皆为宦官所杀，天下事一时决于两中尉。以至文宗病危时发出了“朕受制于家奴”的慨叹。而历经穆、敬、文、武、宣五朝的朋党之争更是围绕个人恩怨互相排挤，加剧了政治的黑暗。史载武宗选谏官凭个人好恶，“二有，中书门下奏，拾遗、补阙缺员，请更增补。上曰：‘谏官要在举职，不必人多，如张道符、牛丛、赵璘辈数人，使朕日闻所不闻足矣。’丛僧儒子也。（李德裕排牛僧儒；上恶德裕，故亲僧儒之子）。［6］从元和到大中四十年间，皇帝就换了六个，官吏的调动也十分频繁，战乱连年，党争不断，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本来就脆弱的文人很难再保持意气风发的状态，而向花间酒宴中追求生命的密度了。受时代精神影响，杜牧积极进取的精神也时被低常常沉的情绪代替，甚至于迷恋于“扬州一梦”中了。“景物不尽人自老，谁知前事堪悲伤”（大雨行）便是这种抑郁心理的反映。“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看。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看似旷达，实则忧郁，其低沉情绪正是晚唐悲观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投影。前文已经提及，杜牧的抱负是远大的，就如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自十五六岁以来，博读经史，关心时政，有治国安民的抱负，自注“孙子”十三篇，深耻于“卿大夫行列进退，笑歌嬉游，辄不为辱”的行径。事实证明，杜牧也确是有军事才能的。会昌间，李德裕讨伐泽潞，抵抗回鹘，杜牧曾上书论用兵方略，李德裕采纳其言，结果“泽路平，略如牧策”。而且杜牧在文学创作上也有巨大成绩，曾以一篇《阿房宫赋》得当主考官崔郾的赏识。一念之中进士及第、制策登科，“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外集·赠终南兰若僧》），这是的杜牧是踌躇满志，志满意得的，他曾兴高采烈地题诗一首：星河离宫月出轮，满街含笑绮罗春。花前每被青娥问，何事重来只一人。与晚唐其他诗人相比，杜牧在科场上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当时许多有才华的文人都是经过漫长跋涉才得以及第的。李商隐经历5年方才及第，郑谷考了16年，韩偓考了24年，韦庄及第时59岁，曹松则70余岁，更有甚者一生示未能实现心愿。才华横溢，少年及第，无疑助长了杜牧的远大理想和无限希望。他本以为一展宏图，用他的五色线去补缀舜衣裳，实现“腥膻一扫洒，凶犯皆披攘”的愿望，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制策登科，在京作官只有半年，就开始了十年为幕府吏的生活。“十年幕府吏，每促束于簿书宴游间”，幕吏的工作无非是处理公文，闲暇时就与同们游赏宴会，这与他的抱负相差甚远。文宗开成四年，杜牧来到长安任左补阙、史官修撰，但不久，武宗即位，李德裕当权，杜牧由京官处放，相继任黄、池、睦州刺史。会昌年间，始终是李德裕当权，当时牛李党争，李德与牛僧儒是敌对的，而杜牧在牛僧儒准南节度使作过掌书记，私交很好，不免成了牛李党争的受害者，再加上杜牧生性惆傥，不拘礼法，留下许多风流韵事，为李德裕所不齿。所以会昌间，杜牧不得重用是可想而知的。杜牧在《祭周相公文》中曾说：“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法，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不难看出他的怨恨。武宗会昌中，李德裕当权，杜牧是不得升进的，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势，政局变动，杜牧应当有升进的希望了，但也仅由池州调任睦州，换了一个地方而已，尽管后来周墀援引有所升迁，此时的杜牧已“镜中丝发悲来惯，衣上尘痕拂渐难”，雄姿英发的时光已在受排挤中蹉跎过了，如今只能作一“江湖钓竿手了”。总体上看，杜牧的官位虽有所升迁，但不过是昙花一现，离他的政治抱负是越来越远的。齿少意锐，文采斐然；抱负远大，卓有武略；进士及第，制策登科。可以想象杜牧当时是何等的意气风发！然用世之心愈切，不遇这感愈强。他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他的经邦治国的蓝图中，仿佛要在珠峰上垂钓鲸鱼，其气势是何等雄壮,而屡受排挤，不受重用的黑暗现实，就仿佛一盆当头浇下的冷水，让杜牧从幻想的峰顶上逐渐衰落下来。远大的政治理想和黑暗没落的时代的矛盾，希望与失望，峰顶与谷底的巨大落差使他心理难以平衡，这种不平衡需要找个发泄口，而官轻言微的他即使慷慨陈词，咄咄逼人的质问当权者又如何呢？“草色人心相与闲，是非名利有无间”，表面上看似已经看破功名，淡然无为，但实际要遮盖自己内心的抑郁不平，这种不平之所以表现为伤悼、洒脱、淡然，与他官职低下分不开的，这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心情下发的感叹。他能做的也只有把他的怀才不遇、政治失意和满腹牢骚形诸于诗歌。用消沉的调子唱唱罢了。而这种消沉的基调正适合于渲泄漂泊多难、沉沦不偶的忧伤。不管社会如何黑暗，皇帝如何昏庸，杜牧对皇帝的幻想始终存在。大中到元和四十年间，皇帝的废立几乎完全掌握在宦官的手中。宪宗不顾天子尊严，将罪臣妾收为庞姬，杜牧却赞扬宪宗“元和圣天子”（《感怀诗》；文宗软弱多疑，“受制于家奴”，杜牧却在《杜秋娘中高唱祝词“仁寿天子寿无疆”；武宗选谏官凭个人好恶，如此皇帝却是杜牧眼中的“仁圣天子”（《皇风》）。他晚年游乐游原作了首绝句：清是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此诗在不满于当朝之时，仍不忘对唐太宗的崇拜。终其一生，杜牧对皇帝的终极崇拜都未消失，而他的而他的信与又始终伴随着对皇帝的幻想，尽管他有所失望，但始终是充满希望的，这就决定了他诗歌的基调不可能流连忘返于消极情绪中。在杜牧的文集中，他的诗大多感慨时事、纵横奥衍，英姿飒爽，为晚唐黯淡的风景上留下了一抹红晕，杜牧之所以成为晚唐翘楚也正在于此。

注释：

1、 王溥.唐会要[M].纪昀.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404 .

2、 章培恒.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3:238.

3、 李泽厚 .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132.

4、 罗宗强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350.

5、 缪钺 .杜牧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1:121.

6、司马光 .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97.11:2042.

7、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1